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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是偷情的故事不是爱情的故事

《西厢记》是偷情的故事不是爱情的故事

《西厢记》的前身是唐代诗人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被多数人看做是元稹的自传体小说。讲的是张生与表妹莺莺相恋,偷偷同居,之后张生去京求取功名,抛弃莺莺。后两人都已成婚,张生又来求见莺莺,莺莺坚决不见,并题诗一首给他: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小说实则写的正是元稹的初恋故事。元稹与表妹相恋,后始乱终弃,为前程而娶贵族女韦丛,之后飞黄腾达,仕途平顺。小说写得生动感人,结尾却庸俗不堪,不过是为元稹的始乱终弃寻找借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就是张生抛弃莺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不过是莺莺的家世不足以助其飞升罢了。短短的一篇小说,却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在当时,女子的感情是不足道的,男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抛弃情人,借攀高枝来博取富贵,所以元稹的行为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唾弃,反而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只可叹莺莺这样一个才貌双全,感情隐忍的女子就这样被负心薄幸的男人无端地伤害了,正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可惜从古至今,为了功名利禄抛弃爱情的男人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后董解元改变了原故事的结尾,将悲剧变喜剧,以两人成婚的大团圆结局来收场。王实甫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杂剧《西厢记》,并一炮打响,流传千古,被万人称颂。但我细看故事,其实粗俗得很,远比不上《莺莺传》真实生动。哪里是什么纯真爱情的颂歌,分明是偷情苟合的进行曲。张生不过是个贪恋美色的轻薄文人,而崔莺莺也不再是《莺莺传》中品貌端庄,感觉敏锐,自尊隐忍,用情深远的莺莺了,变成了思春难耐,佯狂诈羞的浅薄女子。

两人身上哪有理想爱情的影子?爱情的基础是什么,首先是信任。可文中处处表现出莺莺对张生的不信任,怕他在异乡拈花惹草,怕他另结新欢,怕他状元及第后抛弃自己,如果两个人真正心心相印,爱得刻骨铭心,何来这些担忧?这担忧,缘自他们感情的薄弱,缘自张生流氓才子喜新厌旧的秉性,缘自维系他们关系的是情欲而非感情。张生既能因为莺莺的美貌而喜欢她,就完全可能因为别的女子才貌双全而移情别恋。莺莺道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张生说再谁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可见不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是因为觉得无人能比上莺莺,但天下美女何其多也,若再遇见个胜似莺莺的,以张生的个性品行,移情别恋指日可待。

我想《西厢记》之所以名动千古,一是在于它的艺术魅力,主要是语言的华美和灵动。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一副美艳凄绝的图画。整出戏处处辞藻警人,余香满口(《红楼梦》语),读来颇具审美的愉悦。

再者在于它满足了落魄文人的才子佳人梦。文人才子么,总希望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现实中落拓,就在艺术作品中寻求心理补偿。古代人读书为何,不过是为博取功名。有了功名,则财富有之,美人有之,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也。当然这指的是庸俗的文人,志向高远、心怀天下的文人当志不在此。

本来只是卑劣的窃玉偷香,怎么反而成了爱情的颂歌了。这就像好色的画家,他心存不轨地让模特儿脱掉衣服,却告诉她说这是艺术。低俗的欲望披上了爱情的外衣,再加上才气的粉饰,就变得迷人起来。大团圆的结局以及一句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混淆了人们的视线,迷惑了人们的思想,使偷情转换成了爱情,使泛滥的情欲转换成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画皮,一张完美的画皮。

我并非维护封建道德的卫士,也并非禁欲主义者,张生与崔莺莺的类似于现代人的性解放,本也无可厚非,但若将它看做是爱情的真诚讴歌,却实在是有损爱情的美好本质。张生初见莺莺,便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 见到丫环红娘就想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哪里是一见钟情?分明是一见钟性,对青春美色垂涎三尺,初次见面就琢磨着上床。即使是现代男女恋爱,也没有那么快就想着上床吧。

剧中多次写到张生的上床情结,当张生退了劫匪,听老夫人要宴请他时,便幻想着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 与莺莺第一次偷情完毕后,感叹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向往今宵同会碧纱厨,何时重解香罗带;叮嘱期待必破工夫明夜早些来。这字字句句都是对美色肉体的向往,对纵情性欲的渴望,哪里有半点爱情的影子?

所以,我看不出他们的爱情在哪里,《西厢记》不是爱情的颂歌,应该说是性解放的模本,是在亵渎爱情的美好和真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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