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典诗词或者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您认为新诗特有的教育功能是什么？
与古典诗词或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新诗当然有它特有的教育功能，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对年轻一代的感召，是任何古典诗歌也不能取代的。古典诗词有着持久的魅力，但现代新诗，由于它运用的语言、表现的生活和感受贴近现代人，因而更能对现在的人们产生影响。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很早就背诵了许多古诗，但直到上高中时偶然接触到冯至早期的抒情诗后（那时还是在“文革”后期），心中才唤起了一种诗的觉醒和生命的觉醒。
新诗与古典诗歌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应是一种互补和相互映照的关系，Ë也不能取代Ë。我们应改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常见的把古典诗词与新诗相互隔绝开来的做法。我们做教师的，应致力于打通这两者的界线。教古诗时不妨以今天这个时代的眼光来重新打量它，教新诗时，也要引导学生倾听从中传出的古老的反响，比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穆旦的《赞美》，就以现代的方式承接了中国传统中的忧患意识。的确，新诗的“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很多意义上，艾青、穆旦他们仍是在写屈Ô、杜甫没有完成的诗。我们教诗要教到这种“通”的境界，要通过我们的教学，使学生真正感受和领悟到那贯通古今的诗的真髓。
您认为在语文教学中进行诗歌教学的空间有多大？
诗歌教学的空间还远远没有拓展开。这不仅体现在教材的编选和考试的形式上，更体现在教学上。我了解的情况是，大部分中学老师在诗歌教学上下的工夫仍不够，他们只是在那里“应付”，并往往流于简单化和走过场。这样，在诗歌教过后，学生没有真正进入诗歌。所以我们在大学里，不得不对新生进行“再教育”，进行最基本的文学和诗歌启蒙。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当然，责任并不仅仅在中学老师们身上。我深感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已全面支配了现今的教育体制和观念，我们离“诗教”的传统愈来愈远了。诗人徐志摩当年在清华的一次讲演中就曾这样痛切地说：“中国人成为这样一种生物，没有宗教，没有爱，甚至没有任何的精神冒险”，人们从小所接受的一切，无非为了“合于毫无生气的生活礼仪，而不是揭示伟大生活的奥秘，唤起伟大生活的希望。这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它导致真正人格的死亡，没有穷尽地造就着杰出的庸才”。
所以说，要拓展诗歌教学的空间，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观念。从古到今，诗都是文学的核心，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呈现。这是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离开了诗，我们就很难对学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心灵的启蒙。从多方面来看，诗，应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心所在。
至于如何拓展诗歌教学空间，有很多方式可以尝试。老师不仅应教好课本上选的诗，还应尽量扩展阅读，在教外国诗时，找出不同的译本进行对照阅读，甚至可以鼓励高中生自己去译诗、写诗（诗人卞之琳当年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尝试译诗，并由此走上文学道路）。除了诗歌本身的教学外，还应把诗贯穿在其他文学样式的教学中，使它们焕发出一种诗意的魅力。在课外，还可以组织读诗小组、朗诵会、诗社，等等。北京宣武区的一个中学就曾举办了诗歌节，我去那里做讲座时，发现校园里到处贴有诗篇，那一刻我的心都湿润了。
您认为中学或者大学的新诗教学对新诗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中学和大学的新诗教学关涉到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未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北大附中的诗歌选修课，题目就叫“汉语的未来”。懂诗、爱诗、能够欣赏诗的人多了，自然会对新诗的发展产生影响。一个民族的教育、文化环境、国民素质和它的文学从来都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惠特曼早就这样讲过：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反过来讲，伟大的诗歌也在期待着伟大的读者的出现。
近些年来，包括您在内的一些诗人、评论家等诗歌界人士参与到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中，也组织过多次讨论，研讨新诗教学问题。您对学术界与中学教学界的沟通、新诗创作和研究成果引入中学这两个问题持什么观点？
诗歌界与中学教学界的沟通很有必要。关注教育，这应是诗人、评论家的责任所在。在这方面，我们做的其实还远远不够。我在国外参加过一些诗歌节，他们就专门组织诗人到中学朗诵。从另一方面看，中学教材的编选，也应倾听诗人们的声音，这样才能确保把一些真正的好诗选入课本。中学教师也不能只埋头于教学，要多关注诗歌的发展和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多年如一日，只守着课本和教参，头脑就会僵化，就会丧失心灵的敏感。这种对诗歌的发展和学界的关注，不仅会让中学教师发现对教学有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会扩展他的视野，深化和更新他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文学、诗歌观念。
您认为搞好新诗教学的关键是什么？选诗、教师的教学方法，还是教材的编写，抑或是其他？
搞好新诗教学的关键是要懂诗、爱诗。不懂诗，只是在教学方法上弄些花样，只会流于形式。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诗是在·译中失去的东西”，不懂诗而教诗，诗恰恰就会成为在教学中失去的东西。我曾去过一些中学听课，听到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诗，对诗做一些或大而无当或穿凿附会的解释，就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把诗交到一个不懂诗的人手里，就像把一把剑交到一个小孩子手中一样危险！”
这里还涉及一个语文教学新理念的问题。何谓新理念？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刻意求新，而应是一种回归：回归到语文本身，回归到文学本身。不是把文学和诗歌作为简单的思想图解和道德说教，而是首先把它作为一个独特的审美的世界来进入。只有这样，才能教出文学味，教出诗歌本身的魅力。
懂诗和爱诗必然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诗曾是很多中学老师青春时代的爱好，那就让诗在我们疲惫的心灵上重新撞击出火花吧。普希金的名诗《给¿恩》的开头是“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而诗的结尾是“我的心狂喜地跳跃，/有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神性，有了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我想，这也正是诗歌之于我们的意义。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诗唤醒和重新点燃，那我们怎么可以教诗？
的确，诗不应只是中学教材中可有可无的点缀。教诗也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这首先应是心灵的爱好。我们的心中有了这种爱，诗歌就会走向我们。诗歌就会通过我们而歌唱。在这种意义上，诗歌教学不是“教学”，而是一种“分享”。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有一句诗“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我们从事诗歌教学，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使者，把诗的光芒带向课堂，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带向那些年轻的心灵，并与他们一起分享。
您为语文出版社主编过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外现代诗歌欣赏》，您认为教师能否胜任所选诗歌的教学，您希望教师应当如何使用这本教材？
几年前我主编过《中外现代诗歌欣赏》，作为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这本教材有它的特色和亮点，但也需要时间来检验。现在来看，它在总体上对学生和教师的难度偏大一些。我希望教师们自由地使用这本教材，那里面的内容不一定全教，可以只选取他们能胜任的，也更适合教学对象的诗作来教。也就是说，从诗歌欣赏的角度而不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来使用教材。普希金《致大海》的首句是“再见吧，自由的元素”（见穆旦译本），著名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首诗：“三十余年过后，我清楚了：我的去海边，就是去普希金的怀抱”；“‘自由的元素’Ô来就是诗，而不是大海¡¡”，这是多么重要的感悟！有了这样的感悟，我们才能打破过去的教学模式和局限，迈进一个新的、更为自由的、为诗歌所照亮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