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课程改革实践的发展，课程实施的异变问题已或隐或现地存在，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课程实施中的异变，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课程理想或预期目标在课程实施中逐渐发生变化，实践层面实施的课程在性质、状态或情形上不同于改革前所预先设计的那样。课程实施中存在两种异变，即超越性异变和衰减性异变。引起课程异变的原因，主要来自课程自身。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要尽量促进超越性异变的产生，避免衰减性异变，这是确保课程成功实施的关键。
关键词：课程改革；课程实施；超越性异变；衰减性异变
回顾课程改革与发展史，我们发现，许多重大的甚至影响深远的课程改革在从改革蓝图转化为改革现实的过程中，在试图实现预期目标的一系列操作之后，改革就面目全非了──偏离或远离了预期目标，甚至有时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人们越来越发现，课程改革的现实与改革的理想、现实的结果与预设的目标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课程在实际运作中经常出现改革没有预设到的变化（异变）所造成的。遗憾的是，这种变化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早期的课程学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把课程设计得更好，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课程学界才开始探讨课程实施中的一些问题，但研究局限于目标、组织结构和实施取向等。笔者尽管多年前已经提出课程实施的异变问题，但也只局限于微观的教学过程。本文主要就课程实施中的异变及其原因以及对策作一探讨。
一、课程实施中的异变及其研究
虽然在课程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关于课程实施中异变现象的专门探讨，但在对课程实施的探讨中，异变问题实际上已或隐或现地存在了。
一般而言，异是不同另外的别的的意思，变是性质、状态或情形跟原来不同的意思。异变就是事物的性质、状态或情形变成了与原来不同的东西。可以说，课程实施中的异变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课程理想或预期目标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使真正在实践层面实施的课程在性质、状态或情形上不同于改革前所预先设计的那样。
在课程实施取向的研究上，辛德（J.Snyder,1992）等人将课程实施取向归纳为忠实、相互调适和缔造（Enactment）三种取向。忠实取向把课程实施过程看成是忠实地执行课程方案的过程，强调课程实施者应忠实地反映课程设计者的意图，按照课程设计者建立的程序和方法将课程计划付诸实践，检测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标准是预期方案的实现程度。相互调适取向强调课程实施过程本身的变化，认为实施过程是课程规划者与课程实践者之间的相互适应的过程，是课程计划与班级或学校实际情境在目标、内容、方法、组织模式等方面的相互调整、改变与适应过程，一方面既定的课程计划会发生变化，以适应各种具体实践情境和特殊需要，另一方面既有的课程实践会发生变化，以适应课程变革计划的要求。缔造取向认为，真正的课程是教师与学生联合创造的教育经验，课程实施本质上是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创生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既有的课程计划只是提供这个经验创生过程的工具而已，它仅仅是一种课程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教师和学生不断变化和发展，课程本身也不断进步。[1] 忠实取向把课程实施看成忠实执行课程方案的过程，理论上是无视异变的存在的。相互调适取向强调课程实施本身是一个变化过程，它已意识到课程实施中存在异变，而且本质上也肯定了异变的价值。缔造取向认为，课程实施是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创造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这不仅承认了异变的存在，而且必将逻辑地将其视为课程实施的本质，从而把异变的地位推向极致。
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末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失败后，传统课程研究体现的工具理性的技术导向和追求效率控制的课程开发范式就一直为很多学者所诟病，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在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下确立的传统课程开发模式，最终导致课程研究陷入困境。70年代以来，课程研究开始脱离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支配，而转向现象学、诠释学、知识社会学、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多元视角，以图超越实证主义范式的窠臼，重建新的课程理论。课程研究的诠释学取向逐渐成为课程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这种范式超越了目标取向，以过程取向为特色。而课程一旦作为过程，它就意味着进程、运动和变化。这实际上已为认识课程实施中的异变铺垫了理论平台。
二、超越与衰减──课程实施中的两种异变
总的来说，人们对待异变有两种态度，一是否认异变；一是推崇异变。否认异变的理论假设是，用科学、严密的程序设计的课程体系能够而且应该原封不动地、忠实地被执行，并最终达到预定的目标。本质上这种观点认为异变只会给课程改革带来阻碍。后一种观点是推崇异变的。从杜威的做中学到施瓦布的实践性课程理论，再到斯腾豪斯的过程课程理论，都强调课程不是预先设计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学生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既然课程是在变化与发展中形成的，那么本质上这种观点必然推崇异变，它看到了异变的积极面。
（一）超越性异变
超越性异变是指异变可以带来创新、适应和完善，异变使课程实施过程成为不断完善并超越预设课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