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倡以写实主义真文学代替假文学。他以自己的文学思想为指导，在他的部分演讲文稿和文学作品中，阐释了闪烁理想主义色彩的语文教育思想。

一、理想的语文教育目的

教学目的是我们教学的最终目标和归宿，教学目的本身是一种社会或者阶级主观预期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教学的理想模式，但是，它可以反映教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语文教学目的是语文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教学目的的确立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最终个体状态，所以，它的确立就格外为社会所注重。任何时代的教育都特别强调对教育目的的制定。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这篇讲演稿里，他提出了理想的语文教育目的：（一）人人都能用国语作文，说话，演说，都能通晓明白，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在《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概括为人人能以国文自由发表思想）（二）人人都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通鉴》和《孟子》、《庄子》一类的子书。（三）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指文言。（四）人人有机会可懂得一点古文文学大概。[1]

胡适提出的理想语文教育标准的第一条是对中学语文工具性的认识，即语文是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但是在发表思想之前加上自由二字，这就把语文从单纯工具性解放出来了，赋予了语文工具性以活生生的内涵，即语文是生活的语文，学生学习语文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因而，对于自由的理解，就应该要求学生能养成独立的思想，以获得将来独立生存的能力。胡适提出的自由表达应该是我们语文教育永远不变的主旋律。

此外，这四条标准将学生的语文能力分解为听说（谈话和演说）、读（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写（用国语作文和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三种能力。胡适将听与说的能力合为一体，再加上读和写，与当代语文教育界公认的听、说、读、写四项语文能力相差无几。胡适的这个见解是独创的，具有历史开创意义。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位教育家提出这样的观点，也没有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像这样全面的表述学生的语文能力。他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分解是符合母语学习规律的，得到了当时语文教育界的肯定，也深刻影响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对阅读教学的贡献

阅读学是以研究阅读一般规律与方法、经典文本解读及阅读工具为内容的学科系统。胡适始终把阅读学的倡导、研究与实践结合，作为国语建设的重要内容。他对阅读理论方法的研究给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很大的贡献，给初学者指出了一条阅读学习的门径。

胡适专谈阅读理论方法的文章较少，主要有《读书》、《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等几篇。他的阅读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大都是结合具体的作品与著作的研究进行的，关于阅读理论与方法的论述，也都是在上述文章中，联系作品研究内容具体表述的。在这些文章中，阅读理论与阅读方法往往被提升到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治学的高度。胡适认为治学方法（或研究方法）与阅读方法（或读书方法）作为工具，在古书研究与阅读中并无本质不同，其区别只是由工具使用者的程度及阶段性目标所造成的，即读书作为初学者的工具时一般称为阅读方法，而作为专门研究者的方法时，则往往因与研究方法相结合，成为治学方法。因此，他将所拟《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即作为初学者阅读的法门，又称之为历史的国学研究法。[2]P87他所说的法门即指初学者想得到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而需要的国学书籍的阅读方法。他说：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2]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胡适提倡用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眼光来阅读文学作品。

胡适热心地指导青年学生掌握读书的方法。他认为抄录或笔记实在是极必要的，资料渐渐积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了一篇名著；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为两类：一类是精读，一类是浏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他还希望青年人对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有益身心的格言熟读成诵。[2]在《读书》一文中，他指出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需要有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4]尤其应动手，才有所得。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叙过--那种知识思想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3]第二要博。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胡适提出：为学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4]胡适要求中学生多阅读经典文本。例如《诗经》、《楚辞》、《离骚》、《史记》、明清四大名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