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儒学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不了解儒家学说的历史演变，是很难做到客观地评价儒家学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展望其未来发展的。
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然，如果要细分的话，在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中，也还是可以再分出若干个小的发展阶段来的。此又当别论。
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1]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2]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末，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