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曾说：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说最为基本，说的工夫差不多了，听读写三项就差不多了。[1]而张中行先生认为：语文教育所求主要是受教之人学会用笔表情达意。[2]语文教学究竟应当以听说为主，还是以读写为主，抑或来个折中，提倡听说读写并重？两位前辈的主张显然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他们各有各的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两种主张又有共同之处，即都着眼于听说读写的活动方式。我想，我们不妨把说和写应以何者为主的问题暂时搁置，而先来考察一下口说之话和笔写之文两者间的联系与区别。

叶先生的主张，其理由显然是写作就是说话，不过不是口头说话，而是笔头说话。[3]因而他认为，写作是极平常的事；[4]语体文的最高境界就是文章同说话一样。[5]这一论点显然源自文字是记录语言（即口说之话）的工具，是符号的符号这一观念。于此，我们马上会联想起索绪尔的如下论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6]德里达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音本位。德里达本人对语音中心主义持反对态度，并在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一书以及其它论著中给予了颠覆性的批判。他认为书写文字是独立于音声语言的自足的符号系统，并且先于、优于音声语言，这就是他自己的文字中心主义或称字本位。在德里达看来，写甚至比说更具本原性。由于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比表音文字能更有力地证明他的理论，因而德里达曾对汉字给予极大的关注。在我国，汉字研究的主体性转向发生在20世纪的8090年代，学术界开始突破文字工具论的局限，将传统的文字依附于语言的等级制关系揭示为两个并行的、各自独立的符号系统：‘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7]

这里，我并不想对音本位字本位的理论展开更多的论述，只是想借此提出文字的确并不仅仅依附于语言，作文并不就是写话，尽管口说之话与笔写之文具有共同的语法规则和基本词汇，尽管写话可以作为初学作文者的一条途径。我也不想在此探讨文字和语言（口说之话）何者更具本原性，只是想指出：口说之话与笔写之文各具个性，各有所司，也各有长处和短处，两者一般不能相互替代。我们不能仅仅从生成方式的不同去认识话与文的差异，甚至有意无意地模糊话与文本身诸多不同的特征。当然，话与文的不同特征也许大多由于不同的生成方式所致，但明确两者质地、功能的区别，我以为对我们的语文教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指导意义。

我们平常所说的话与文，一般是指口头言语作品与书面言语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有出口成章者，也就是说，他们说的虽是话，却具有文的特质，而有些明明是笔写之文，如康熙在曹寅的密折上所批的知道了以及出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的不许放屁，从生成方式看，它们都是书面言语作品，即都是文，但我们却感觉它们更像话而不太像文。由此可见，文之为文具有不同于话的风貌，话也具有话之为话的不同于文的特征。当然其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线，但却有各自典型的品格。其实，说才是极平常的事，而写却不是，所谓文章千古事，写一般总比话显得郑重、慎密。话比较自由、灵活、浅白，随之也就比较随意、松散、粗疏甚至零乱。高尔基认为，口语中存在着偶然的、一时的、不确定的、紊乱的、发音学上歪曲了的，因种种原因和根本的精神即和一般民族语言构造不一致的部分。文则比较庄重、规范、缜密、准确，典雅、蕴藉为其极致。电视台播放访谈节目时，常常用字幕打出访谈者的谈话，只要稍稍留心一下，就不难发现，字幕之文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访谈者的话，或补充、调整语序，或删去重复的部分或没有什么意义的多余部分。话与文的分野由此可见一斑。

德里达认为，与音声相比，书写无疑是一种更高的文化。事实业已证明，文字负载着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汉字则负载着中华文明的主要成果。鲁迅先生曾说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8]例如仁这个字，我们可以从文字的结构直接领悟它的意义，仁者二人也，就是两个人相互把对方看成人，这个意思不能从ren的声音中体现出来。又如一个归字，葛兆光就觉得它在中国古诗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召唤力，蕴涵了《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宇宙哲理，‘复得返自然’的人生情趣与对‘举世少复真’的失望之心。汉字中这个‘归’字，不仅包含了《说文》中所说的‘女嫁也’，不仅包含了《诗经》中‘牛羊下来，鸡栖于埘’时的回家，甚至不仅包含了‘士反其宅’的安顿，而且是带有寻找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的意味。[9]叶维廉说，中国的‘见’字比较能迹写主要真实的关系；见，见也（从此见彼）；见，现也（从彼现向此），风景不只是由你看，它亦自现向你。[10]众所周知，文是由文字组织而成的，刘勰早就说过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由文字组织而成的文，不管是一般的文章，还是诗歌、小说、散文等都具有由文字的这一特殊性质而生成的独特的神韵、气象、风貌、品格。以诗为例，废名说，我们古人的诗发展了中国文字之长，中国文字也适合于他们诗的发展，[11]他分析《花间集》开卷第一首词中鬓云欲度香腮雪这一句说：这正是描画发云和粉雪的界线，正是描画一个明净，而‘欲度’二字正是想象里的呼吸，写出来东西乃有生命了。[12]诗的这种境界一般来说是话所难以企及的。诗如此，文亦然。鲁迅的《野草》应该说是最文的文中之文，且看其中《一觉》中的一段：

漂缈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

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

在人间。

你可以读，但却千万不能说，因为它是文而不是话，宜读不宜说，即使想说，也无从说起，怎么说也说不出它的意蕴、味道来。如果话是听觉的快餐，那么文就应该是视觉的盛宴，当然文字也有声音，所以它可以读，但这个读却不等值于说，而是对说的强化、深化和广化。 话与文是两个不同世界，虽有相交的部分，却并不完全重合。

文字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由字而生成句、章、篇，和张口说出一句话、一番话，其生成机制虽然不可能完全不同，但也一定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文具有很强的互文性。母语，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不学自会的，不需经过一个非常明确、非常自觉的学习过程，用通常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习得的。口语也具有互文性，但由于它是紧密地深嵌在日常生活和交际之中，一个人的口语能力总是和他在生活中的成长同步，其文化含量虽然因人而异，但从整体上看一般总是不如文。口语的互文性并不显著更不突出。文就不同了，它必然是学得的，其过程虽然不能没有口语这一必要的基础，但由话而文，是一个质变、跃进，从而进入另一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一般总是先读他人之文，然后才能生成自己的文。没有读这一前提，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质言之，没有他人之文，也就没有自己之文，自己之文与他人之文的互文性是相当显著而突出的。其实他人之文也是在他的他人之文的基础上生成的，因此即使为了读懂他人之文，也必得有相当的文的基础，更不用说写了。如果没有读过《诗经静女》，就不可能真正读懂鲁迅的《一觉》；鲁迅如果没有读过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也就写不出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这样的句子。源于这种互文性，文的文化含量一般总是高于话，胸无点墨者仍能自如地说话，却不能下笔为文。如果说学会说话是由自然的人向社会的人的一次质变、一次跃进，那么学会读写就是由无文化的人向有文化的人的一次质变、一次跃进。

说完以上这些话，应当回到语文教学的本题上来了。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一、语文课程应当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从而养成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的精神品格；为此，语文教学应当以读写为重点，即侧重于文，而不是话。一个能说会道的文盲和一个拙于言辞的作家相比，我们的结论是：前者缺乏起码的语文素养，后者却具有很高的语文素养。二、话不能不学，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语文课程的任务之一。读写和听说都能学得很好，当然求之不得；但若鱼和熊掌难以兼得，在有限的语文教学时间里，我以为还应以文为主，并以文化话，即通过文的学习去提高话的品位，这也许比从话学话效果要好，不能平均使用力量，以致于样样来得，样样稀松。三、《汉语大词典》语文条的第一个义项是书面语言或文章，例句是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13]我以为，语文课程的语文应以这一义项为基础确定它的内涵和外延。王丽主编的《我们怎样学语文》一书收集了自二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以后七十二位知名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的文章。他们不约而同地以为语文就是学文的读写（只有一篇说到读写之外要学会说话）。周汝昌先生还明确指出所谓语文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字文章。 [14]

语文教学应当以听说为主，还是以读写为主，是一个大问题，以上所说限于见识，难免粗浅简略，战战兢兢，不敢自是，抛砖引玉而已。

注释：

[1][3][4] 《叶圣陶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第81页，第81页。

[2] 张中行《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

[5]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6页。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页。

[7] 申小龙《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8]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9] 葛兆光《汉字的魔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0] 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11] [12] 废名《论新诗及其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第27页。

[13]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下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6599页。

[14] 王丽主编，《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