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敏感的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而面对这种过渡时代，各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之道，所设计的方案又有差异。就清朝统治阵营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分化出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集团。顽固派如同治间大学士倭仁、光绪间大学士徐桐声言，道和器均应一仍其旧，纲常名教不得有丝毫改易，从而坚持抗拒过渡的立场。洋务派则有限地赞成过渡，他们主张变器不变道，即在保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学习西技、西艺，也兼及西政，并在他们主持的部门和地区兴建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修造铁路、创办学堂、组建新式陆海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当朝大臣有奕訢、桂良、文祥；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张之洞是后起者。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著名的清流党人。光绪七年（1881年）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1884年）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展开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竭力主战，并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所辖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此后在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兴建各类学堂，大量派遣留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湖北新军，造成一种耸动朝野视听的格局，张氏长期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张氏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由于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赢得天下之望；而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895年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曾对暂署两江的张之洞寄以厚望。张之洞则企图利用强学会扩大自己的影响，遂捐银五千两，列名入会，以后张又成为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1896年张之洞返回湖广本任，曾札饬湖北全省官销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同年秋冬之际，《时务报》连续发表梁启超、徐勤等人批评朝廷丧权辱国和种种社会弊端的论文，张之洞认为是越轨文字，便指示汪康年对梁启超加以掣肘。
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知道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遂预为自保计，于1898年4月撰写《劝学篇》。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可见，《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作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便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时流行语。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但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62页）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诸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
《劝学篇》因有若干新学内容，故为光绪帝所接纳；而其上篇力辟民权论，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这正表现了《劝学篇》及张之洞本人的双重色彩。而恰恰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劝学篇》在多事之秋的戊戌年间能够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许，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大数字。西方各国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
《劝学篇》对文化的不同层面持不同态度，引申出变与不变的二重观点。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就是说，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为证明器的可变性，张之洞旁征博引经典，如《周易》的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尚书》的器非求旧，惟新；《礼经》的五帝不沿乐，三五不袭礼，礼时为大；《论语》的温故知新等等。为论证道的不可变性，张之洞则征引《礼记大传》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他进而发挥道：五伦之道，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
张之洞的变易与不易的二重思想，虽然与诸经都有关系，而其主要渊源则在《周易》关于变易与不易的二重学说。应当指出的是，张氏并没有追求变易与不易间的辩证统一，这与其说是其哲学思想的失足，不如说是政治上陷入矛盾与惶惑的结果。作为有限的改革者，张氏力图变更陈法，改弦更张，在技艺层面，甚至部分地在制度层面采用西法；然而，作为宗法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的卫道者，他又竭力维系旧的政治伦理系统。而现代化过程本来就是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企图在保存已经垂死的旧有本体的前提下，变更某些枝节，必然事倍功半。
总之，张之洞从器可变观念出发，导演出颇有声色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一幕：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事，一度达到东亚先进水平，使继续从事这些现代事业的人感受其赐，如毛泽东在论及中国现代工业建设时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然而，洋务派从道不可变观念出发，力图维护清王朝所代表的宗法专制制度，又阻碍着中国现代化向纵深进展，这种变易与不易就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怪圈。
以后，张之洞在1900年与刘坤一合谋策划东南互保，1902年又与刘坤一合奏变法三疏，都是《劝学篇》阐明的路线的延伸。尤其是变法三疏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如兴学育才四大端以及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基本上是《劝学篇》的具体化。张之洞也因此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也可以说，清末新政是《劝学篇》各项主张的实践政治上维持专制体制，经济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劝学篇》刊行后不久，即遭到改良派人士的谴责。严复等着力批评其体用两橛的理论混乱；而揭起系统清算《劝学篇》旗帜、并侧重抨击其反民权思想的，则是长期居住香港、受过系统西式教育的何启和胡礼垣所撰的《劝学篇书后》。
应予指出的是，张之洞晚年的改革方略也曾涉及政体层面，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致刘坤一等人的电牍中称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该电牍主张仿效英国国会上下议院制度，州县长官由全省绅民公举，并建议刘坤一等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限于历史条件，张氏的这一改革政治体制的设计未及实施。
1909年10月，张之洞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任内溘然长逝。富于戏剧性的历史场景是：在张氏死后两年，中国第一次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在张氏经营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发，其经营的机器工业、新式学堂和新军，一并转变为打击清朝的物质力量，专制帝制随之轰然坍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历史自身的逻辑昭显了《劝学篇》内外篇的矛盾性难以在同一框架内和平共存。然而，《劝学篇》作为探讨中国社会及文化如何在古今中西大交会时代实现过渡的一部作品，是道、咸、同、光间一批朝野人士求索过渡之道的思想结晶，并为此后一个长时期提供了继续讨论此一切关宏旨的论题的基点，无论是发扬它还是批判它的人们，都离不开《劝学篇》设定的范畴、论题与展开域。尽管《劝学篇》的许多具体论点论据已成明日黄花，但它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