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五线谱”还是“数字简谱”,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复杂的音乐作品既不能创作,也难以演出。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抽象的科学一样,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抽象的艺术,它们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所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而西方人所要做的,就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于是,西方音乐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在西方13世纪,音乐既是艺术,又是数学,还是宗教,因为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
音乐不是数学,我们不能指望将一组数学公式能够直接转变成五线谱;音乐不是哲学,我们也不能指望将一个哲学命题直接转变为交响乐。然而,一方面,音乐和数学存在着类似,因为数学和音乐具有抽象探索方案的特征,在探索中由类推和变奏来引导;另一方面,哲学与音乐也拥有一些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生活态度、共同的信仰模式。
最初,西方人对数字的崇拜、对音乐的崇拜、对宇宙本体的崇拜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数字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西方人竭尽全力地去探索和谐音符背后的数学秘密。在这种探索过程中,音乐家发现,任何单一数字所对应的音响都不能产生美,和谐的音乐产生于不同音响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观点显然比以往的“数字拜物教”有更大的进步,其意义相当于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
然而,数学是发展的,音乐是发展的,哲学也是发展的。数学家对“无理数”的发现不能不引发音乐家的恐慌。这个无理数和极不和谐之间的隐喻的相似,比我们期望的更为深远更为神秘。一个音乐音程和一个数学的数字被人们同样地判断:人们认为它们都在可允许的界限之外。它们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来说,被认为不仅不使人愉快,而且是危险的,不仅有威胁,而且是魔鬼性的。
这种数学家对无理数的恐惧、音乐家对不和谐音程的恐惧,犹如哲学家对非理性世界的恐惧。然而,无论数学家是否喜欢,无理数确实是存在的;无论哲学家是否高兴,这个世界确实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模式被创造出来的;无论音乐家是否愿意,不和谐的音响也确实构成了音乐世界的一部分。于是,正像数学家必须正视无理数,哲学家必须正视非理性一样,音乐家们也必须正视不和谐音程在作曲中的地位。
(摘编自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五线谱”和“数字简谱”都是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这种记录和描述是复杂的音乐作品创作和演出的前提。
B.数学和音乐分别是科学和艺术中最为抽象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学和音乐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
C.音乐的基础是数学,它是以直觉出现的,西方人所要做的,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
D.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所以,音乐和算数、几何、天文在西方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音乐不是数学,一组数学公式不能够直接转变成五线谱;音乐不是哲学,一个哲学命题不能直接转变为交响乐。
B.数学和音乐都在探索中由类推和变奏来引导。哲学与音乐也拥有一些共同的世界观、生活态度、信仰模式。
C.音乐家发现,和谐的音乐产生于不同音响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观点导致了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
D.西方人对数字、音乐、宇宙本体的崇拜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竭尽全力地去探索和谐音符背后的数学秘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数学的发展推动了音乐、哲学的发展。因为无理数和极不和谐之间的隐喻的相似,所以数学家对“无理数”的发现不能不引发音乐家的恐慌。
B.如果一个音乐音程和一个数学的数字超出了可允许的界限,它们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来说,是危险的,有威胁且是魔鬼性的。
C.世界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模式被创造出来的,不和谐的音响构成了音乐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不以数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的意志而转移。
D.尽管数学家和音乐家分别对无理数和不和谐音程感到恐惧,但是数学家必须正视无理数,音乐家们也必须正视不和谐音程在作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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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因果关系不成立。从原文看,“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结果是“音乐既是艺术,又是数学,还是宗教”,而不是“音乐和算数、几何、天文在西方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
2.C(“这个观点导致了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错,曲解文意,应是这个观点的意义相当于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
3.A(“数学的发展推动了音乐、哲学的发展”于文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