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一些不满现行中学语文统一教材且勇于吃螃蟹的中国语文教育界人士，顶住重重压力，戴着中考高考的 脚镣艰难起舞，意欲打破统编教材一统江湖的局面。民间文本纳入，政治言论淡出；球星、歌星、侠客邀了来，狼牙山五壮士请出去；性描写、摇滚歌词、说财论富类时文登堂入室，忆苦思甜、痛说革命家史之篇什悄然退出

据报道，三年前，上海复旦中学的一群高一学生，也吃起了螃蟹，挑战上海统编教材的神圣与权威，他们摸索着自己编写语文教材。而据最近的报道称，日前，作为这次教材改革成果之一的数十万字《高中文化专题读本》已编辑成册，并报送上海市教委审查。一旦获准，即可正式出版，进而在全校以至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使用。

这一消息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鉴于该举措打破了几十年来中学语文统编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媒体称之为 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然而，对于该项改革，也有不少人生出诸多疑虑和担忧：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生，有能力自己编写语文教材吗？他们的目光，会不会因为年轻而越过经典，直接时尚？这是否会像某位语文特级教师所担忧的， 有点像教育领域的‘大跃进’？或者，如有的论者所说的，是一次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投降？

带着这些困惑，日前，《外滩画报》记者来到了位于华山路的复旦中学。

学生自编语文教材的诞生

这次实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说起语文自编教材，此项高中语文教改实验(以下简称教改实验)的负责人、孙宗良老师这样告诉记者。

据孙老师介绍，2002年秋季，该校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和高一年级4个班级近200名同学，开始了三维能动 的语文教改实验。到了第二学期，同年级的另外6个班级同学也参加了进来。所谓三维，即相互联系着的三方：学生、教师、教材。

当初的想法，就是尝试着改变一直以来的语文教学低效的状况。我们想，只有让‘三维’互动起来，才能把师生的能动性激发出来。孙老师说。

孙老师给记者详细介绍了他们自编语文教材的结构：以上海市统编语文教材为基础，按主题分单元进行编写。每学期编写6个单元，每单元7篇文章，这7篇文章按照3+2+2的模式组织编写：开头3篇文章由老师从统编教材中选择，接下来的2篇由老师自由挑选，最后的2篇，则由参加实验的学生自己。

挑选课文，是一项很复杂同时也很慎重的事。当时，我们老师挑选出的篇目，要接受学生的质询；而学生自己挑选出的篇目，更要接受层层‘拷问’。一句话，都要充分说明论证选择的理由。孙老师说。当时4个实验班的同学自由组合， 4到8人一组。每单元上完前面的5篇课文(即由老师从统编教材中选出的3篇，以及由老师自由挑选的2篇)后，由每个小组介绍各自的文章，像参加投标会一样，认真阐述自己选择的理由。然后集体讨论，定出最终篇目。

学生们挑选出最终的篇目，还只是第一步，更有滋味的是下一步：由学生给自己出的文章编写‘文化导引’、 ‘思考探究’等助读内容。孙老师的同事傅松老师告诉记者，每当这时，教室里总会像炸开了锅，甚至一些平时腼腆的同学也会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这群高中生在老师的指引下，高一、高二两年，一共自编了40多篇课文。不过，去年秋天他们进入高三后就停止了这项实验活动，与上海其他学校的高三年级学生一样，用起了上海市统编教材。

搞这样的实验，对这届学生的高考语文成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记者问。

傅老师对此显得很自信。她认为，与统编教材不尽相同的自编教材，同样能实现既定的语文教学目标。高考语文都是开放性的试题，是考查灵活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况且，我们的自编教材，毕竟还是以统编教材为基础的，真正学生自选的篇目，占的分量并不大。傅老师强调。

金庸的作品分量好像轻了点

郑紫茜，复旦中学高三(9)班的学生，当年自编语文教材的参与者之一。她告诉记者，参与教材的编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那时我们学习语文，就像蜕了壳的春蚕，轻松快意。自己的文章如果最后被选中，蛮有成就感的！郑紫茜这样表述当初的感受。

高一时，她所在小组成功的一篇课文是陈忠实的《晶莹的泪滴》，郑紫茜们为这篇文章编撰的链接 包括五个部分内容：(一)者手记；(二)摘自中国之窗网站的作家评论《大气纵横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三 )尤里-里希特《信》；(四)马德的《人性的芬芳》；(五)雪莱的《论爱》。记者粗算了一下，整个链接部分大约有四千字。

鲁佼娇是郑的同学，她当年所在的小组的王朔的杂文《我看金庸》也入选了教材。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直接选金庸的武侠小说？记者问。鲁佼娇略一思索，答道：金庸的作品放在语文课本里，分量好像轻了点。

记者翻看了她们当时为这篇文章撰写的文化导引，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王朔批评金庸，无疑一枚重磅炸弹。但正如文学的植物园里，既有鲜花香草，也有嶙峋的怪石。作为文学批评，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但说无妨；丰富的和声方能构成雄浑交响，斑斓的色彩才可组合繁华世界。对于金庸，可以见仁见智，问题是我们该拥有一种怎样的眼光和心态

记者问孙老师：有教育专家认为，中学生的知识积累还没达到一定的层次，学生参与编写教材，形式大于内容，是一次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投降。对此你们怎么想？

不要低估学生的鉴赏能力。孙老师说，有人一直怀疑我们的做法，认为中学生的审美能力不高，容易把浅显通俗、思想深度较弱的东西选进教材。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从学生选出的40多篇课文来看，并没有多少媚俗浅薄的东西。

孙老师从书柜里捧出了一叠厚厚的书稿(即自编教材)，给记者进一步介绍其中由学生自编的部分： 你看，有文化时评，如周佩红的《再见，假面舞会》、王朔的《我看金庸》；有震撼人心的大手笔，如梁衡的《大无大有周恩来》、陆幼青的《死亡印象》；有称颂一时的时文，像《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献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有耐人寻味的外国散文，如乌拉圭作家恩里克罗多的《坚硬的荒原》、美国威廉福克纳的《获奖演说》记者翻看了打印的《高中文化专题读本》的目录，发现学生选出的那部分课文中，没有一篇中国古典文学，都是跟时代、跟自己生活比较贴近的现当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