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主义以及工具说的批判，对人文性语文教学传统的强调，曾经光彩照人被大家众星捧月般宠着的语文知识，早成了众矢之的江河日下，几至寿终正寝的地步。语文知识遭到冷落，文言知识自然也难逃厄运。

知识受冷落的命运，似乎是《语文课程标准》所裁定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极为醒目的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的要求似乎给了它致命一击。许是受知识压迫太久太深之故，芸芸众生（书生与学生）们顿生如释重负之感，纷纷弃知识如敝屣，转而死心塌地的跟着感觉走了。其实，《标准》只不过是将知识由昔日的王子贬为平民而已，它并未成为应打入冷宫的囚徒。你看《标准》中不是还有一句可以（虽然不是‘应该’引者）引导学生随文学习必要的语文和修辞知识的交代么？不过，令人丧气的是，在文言文阅读条款中，《课程标准》中还有一个判决：不应考查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这一来，失去了生杀予夺的指挥棒地位，文言知识便真的是落魄了。面对文言知识，师生们确乎可以扬眉吐气了斯亦不足畏也矣！

且慢！文言教学可以不给知识在语文考试卷中以立足之地；可是，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在文言文阅读过程中，可以肯定的说，没有哪一篇文言文的学习可以完全抛开知识的作用。不妨来看看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给我们指点的路径吧：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理论知识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学习古代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单靠大量阅读后的一些零星体会和心得，那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继承前人对古代汉语的研究成果。[1]一切都靠自己悟出来，而不接受前人的经验，也是不对的。有一些理性认识，是前人学习古代汉语经验的概括，介绍给学生，也就缩短了他们摸索的过程，缩短了学习时间。[2]

从王力先生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知识对于古代汉语（也就是中学的文言）学习的积极意义。对于国文学习，胡适先生曾有过这样的批评：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3]切莫就此以为胡适先生是个知识无用论者。事实上，胡先生倒是个文法学的大力倡导者。他是这样宣传文法学的作用的：故有了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中学堂的学生可以胜过许多旧日的大学问家；反过来说，若没有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俞樾有时候反不如今日的一个中学生！[4]

一个中学生能有恁大的能耐？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回想一下我们学习文言的目的，曰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进一步的目的呢？自然是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了。可是，前辈祖先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学习文言的经验（知识），本身不就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很好地继承的文化遗产吗？切莫以为前人学习文言的全部经验就只有熟读背诵涵泳体悟之类。我们应该看到：以整体、直觉、取象比类为代表的经验综合的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并不等于说，我国传统的思维没有分析。 即使在古人，作为阅读方式的整体直觉也主要适用于《诗》（文学作品），而《周易》、《大学》、《中庸》、《论语》等经书的阅读，至少是可以用训诂的方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