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万同林的《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和林贤治的《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感慨颇多，觉得中国教育最紧要的不是培训技术，不是获取知识，而是人格塑造。

因为再优秀的技术如果用来制造杀人的核武器，那只会危害更大；再丰富的知识、再强的能力如果是奴颜婢膝的奴隶，那也只是强权手里的工具。只有塑造人格才会使一个人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才会时刻保持一种精神的独立。

1945年，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消息传来，爱因斯坦痛心地说，当初致信罗斯福提议研制核武器，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遗憾。他甚至懊悔当初从事科学研究，说：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

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闭幕会上郭沫若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讲了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当一眼看到江青也在场时，马上又以《献给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朗诵了一首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上充满了工农兵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上也充满工农兵的形象！这种肉麻地讨好，完全丧失了一个诗人的身份和职业道德。

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当《新青年》的同仁们分道扬镳时，轰轰烈烈的以启蒙思想为主导的文化运动刚刚拉开帷幕就匆匆地宣告结束，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诗中描绘到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那么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去做什么了呢？还有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存在？

当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运动接踵而至的时候，批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与《红楼梦》、打击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57年反右、文化大革命，这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也成了他们表现自己的奴性的机会，夫妻反目、朋友互相揭发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在上演着，教后人怎样评论呢？

于是我开始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了深深的怀疑。

有人曾经写文章对知识分子作过分析，指出了其中的真伪：

何谓'知识分子'？作为概念，众口腾说，莫衷一是。在这里，我们不妨使用淘汰法，找出其中最纯粹的部分，明确其性质，然后加以整体的确定。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幕僚知识分子，葛兰西称为'统治集团的管家'；二，技术知识分子，也称'技术专家'；三，人文知识分子。虽然同为知识分子，但是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可以很不相同。幕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分别为权力中心和市场中心所吸附，唯人文知识分子留在原来的知识谱系内，成为名符其实的'边缘人'。他们不像另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样从事实际事务，谋求世俗利益，却往往显得不同流俗，他们是'创造者'。他们的工作，更多地带有乌托邦性质。所谓创造，也只能是思想，一种具有道德价值的象征物。他们对社会的基本理想和中心价值表现出显著的关心，总是以真理和正义的代表人物自许，不但出演布道者的角色，而且充当控告者，谴责社会的罪恶和不公，主动担当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公开的辩护人。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对现实不满，因此总是站在现存秩序相对立的位置上，施予严厉的批评。由于他们不像另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样，有着一定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因此常常孤身奋战，他们不能接受权力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操纵，不能扮演别人分配的角色，不能屈从于强盗的逻辑和骗子的谎言。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新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界不同的是，他们没有那种阿附，因循和顺从。唯有现代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批判的品质，这种批判，不同于官方的批判，庸众的批判，即过去在政治运动中常称的'大批判'；他们的批判是反批判，坚守孤立的立场，对全体或全体的代表进行无所忌惮的异议，在广阔的范围内表达对社会未来的关怀。鲁迅把知识分子分为真假两种，就是从超功利性方面立论的。他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

由此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最缺这种新的知识分子，最缺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多时候，一些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某种势力的附庸，人云亦云，失去了一种批判性。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原句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还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可以说这两句话是一致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时期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正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迫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不断地否定自己，以求取一点人身安全的残存空间。在强权面前，强度的体力折磨与改造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掉，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的脊梁。

但也有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是真正的脊梁。

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坚持科学与真理，他甚至婉言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妥协的好意劝解，以年近八旬之躯对抗全国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急风骤雨，从北大校长沦为戴罪之身，却依然铁骨铮铮，毫无半点馁意，真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梁漱冥老先生，面对当时无人敢说一个不字的毛泽东，以文人的傲骨，为圣人师的使命感，说了一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献媚、出卖自己、出卖朋友，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

有人分析说，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力，缺乏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愿意卷入权力圈，那么，被权力碾得粉碎也就是该得的报应。

于是，长期以来，我们就培养这样或那样的缺少独立人格的所谓的人才。

在过去，是政治，是强权使他低头，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则是物质的诱惑，金钱的魅力使他同样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通国好像都沉浸在这种经济压到一切氛围中，于是我们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叫做落后就会挨打。即使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D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文明的程度。

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一精神应该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广义的教育，实际上需要有一种真正的从人的终极关怀角度来确立的教育目标，我把他叫做人格教育或人格塑造。

我们的教育现在缺乏一种人格的塑造，或者由于教育者的局限性，不知道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怎样的人格。

而今天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教育要有人造塑造这一重要内容，教师的人格应该配得起这种人格，首先教师应该有新的知识分子人格，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次要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具有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人。

从社会和国家需要的角度来培养的人，是我们的教育目的，但这种人格的塑造也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