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东方教师的始祖，苏格拉底是西方智者的先师。虽然两位素不相识，但他们在教育教学上却都不大重视教材。孔子的教育教学提倡论而不著，这意味着教育内容在人的思想之中而不在文字之上；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就更是强调在一问一答中揭示教育内容，这意味着教育内容是在教学过程中生成的，而不是事先策划并建构好的。应该说，在他们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存在今天的教材，他们也不愿意使用今天的教材。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他们对教材的担忧：有了教材就会抑制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与生成性。

在今天的人看来，孔子与苏格拉底本身就是知识的化身，他们有能力将自己演绎成一本活教材，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思想与知识跟外在的教学标准保持一致。但是随着教学知识的丰富，今天的教师已经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化身，对教材的统一使用，既有利于学校对教师的规范管理，也有利于教师回避由于自己个性理解而产生的教学偏差。

可是有了教材，似乎并没有为教师带来更多的幸福，也没有为学校管理者减轻管理的负担。在孔子看来，教师是用自己的思想与知识来开展教学的，所以教育教学过程是教师脑力劳动强度最大之时，既要关注教育环境与教学情景的变化，还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思想与学科知识来应对教学情景。为了减轻教师的教学压力，我们用教材来分担教师的劳动强度，把学科知识根据教学进度进行分隔与组合。可是，原本很好的打算，却在课堂教学中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课堂教学不再是教师充分激活教学思想与展现自我教育智慧，而成了体力劳动般被动地完成教材规定的教学内容。更让我们担心的还在于，教师干体力劳动久了会形成简单思维：被动而又消极地肢解教材内容并简单地复制这些内容，从而丧失作为脑力劳动者应有的智慧保持自己对教材内容的批判性占有，在课堂教学中保有自己的积极心态与教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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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只是用来帮助教师教学的，只是教师为搞好教学请来的佣人或者长工而已。也不知道经过了哪些变化，让这个佣人转变成了教师的主人，教师反倒成了教材的佣人或者长工。从教材进入教育教学过程来看，教材反仆为主主要依靠以下力量：第一，教材逐渐取代教师个人的思想与知识，成为课堂教学中知识的化身。当教师习惯了教教材后，也就养成了对教材的工具依赖，而一旦教师开始在教学中依赖教材，教材的地位就发生了质的转变。第二，教材成为国家课程大纲与课程标准的代言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各类考试包括高考与中考的指定参考书，尽管高考与中考采纳教材内容的概率越来越低，但作为唯一的指定参考书，它还是让教师们恋恋不舍。其实今天教材的经典地位，并不是国家课程大纲与课程标准代言人这个身份带来的，而主要是从高考与中考指定参考书这个身份获得的。第三，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的推广与学校管理的统一性和规范性高度一致，因此学校管理者不但迅速地接受而且极力地推进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另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每位教师都像孔子与苏格拉底那样自由与自主地教学，学校管理者在教学管理上将面临多大的挑战。

尽管教材已经翻身做了主人，但将富有思想的教师交由教材来管理与控制，势必会压抑课堂教学的效率与品位。到了今天，我们究竟应该相信教材还是教师，我们应该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来教，已经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而这样的争论是教师教学意识的重生，是教师教学自主权的萌芽，是课堂教学从教学境界走向课程境界的起步。

苏霍姆林斯基是一线教师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在他的眼中，从来就没有让人顶礼膜拜的教材，而只有为他所用的教材。在他的著作中，他大胆地提出要具备两套教学大纲，还提倡教师要鼓励学生超越教学大纲。从苏氏个人的这些教学策略中，不难读出他超越教材、甚至超越教学大纲的勇气。

不管教材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可教材始终改变不了自己作为佣人或长工的出身。对于教师来说，教材不可能替代自己对学科知识的思考，更不可能替代自己的教学智慧。一个课堂，只有有了教师这个鲜活的思考者，才可能为学生提供灵动的课堂教学；如果教师心甘情愿地做教材的奴隶，那真正做奴隶的远不只是教师个人，还包括那些对知识充满渴望、但却不得不跟随教师行动的学生。当学生感知到教师只是教材的代言人时，学生就会蔑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奴性，并因此直接挑战教材的权威性，但这种挑战往往会因为失去教师的帮助，甚至因为教师主动帮助教材而以失败告终。于是学生不仅抛弃教材，还会因此而抛弃教师，从而远离课堂。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学生什么书都读，可就是不读教材了。

其实不仅教材是教师的佣人与长工，相对于学生的学习而言，教师的课堂教学也只是处于佣人与长工的地位。不但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智慧来重组、优化、丰富教材，而且教师的教学智慧还必须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因此，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教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与构想，教师对教学组织形式的设计与架构，还得以服务于学生的学习现状与进程为标准。教师如何用教材来教，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用好教材，还要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现状与进程的把握为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