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习得，是指一个人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得语言知识，养成语言运用习惯，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过程。吕叔湘先生曾不只一次强调，从事语文教学必须认清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可见充分认识语言习得的特点，对于寻求语文教学的科学化道路是必须而有意义的。应该说，语言习得的个性特征是比较鲜明的，因为每一个人习得语言的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或许正由于这一点，我们研究语文教学的时候，常常忽视了这个十分关键而又基本的问题。我们完全可能也必须从无数个性特征中归纳出语言习得的基本的共性特征，来作为思考语文教学的重要出发点，因为语文教学其本质目的就是帮助学生习得语言。那么语言的习得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呢？
特点之一：人文性这样说，决不是为了赶人文论的时髦。无论是我们自身语言习得的经验，还是许多典型的事例都告诉我们，语言的习得决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过程。可以说，语言习得是一种生命行为。我们总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成长我们的思想，铸炼我们的人格，陶冶我们的性情。法国人米亚拉雷说：在母语教学中，社会学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就是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特别看重母语学习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有了母语，才有了特定的民族文化，子子孙孙才能在母语习得中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生生息息地繁衍下去。于漪老师说：中学语文是教文育人。这也是由语言习得的人文性特征决定的。分而言之，听和读，决不只是一个获得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感受和体验说话人和作者感情的过程；说和写，也不只是一个信息输出的机械方式，而是言情言理的过程。这恐怕是电脑永远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的重要原因。
特点之二：实践性吕叔湘先生说：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这是对语言习得基本规律的总结。一个人即使不经老师的指导，只要有实践的机会，就会习得语言，甚至会成为语言运用的能手。对语文学习中语感的重要，大家早已形成共识。但语感是讲不出来，教不出来的，要靠大量的语言实践。朱熹说：读书是自己读书。这也是说语言习得非靠自己实践不可。可以说，任何人的语言习得都不是主要依赖于课堂中教师的教。高明的教师也只是帮助学生养成语言习得的良好习惯，提高语言习得的实践效率而已。 叶老那句至理名言教是为了不教，正是以语言习得的实践性为前提而得出的结论。
特点之三：渐悟性渐悟，是禅宗的一种说法。悟，强调主体自身的渗透；渐，强调一个非人为的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对于语言习得来说，首先要自己悟，即自习得之。语言本身的许多特点决定了语言习得要靠自悟。它和数理化等学科不同，具有浓厚的情意性，使语言习得不再成为一个抽象而单纯的学习过程；换一种说法，即语言习得不像许多学科的学习主要靠智，而要靠智与心的结合，智与情的结合，甚至更强调心和情的作用。钱梦龙老师强调语文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是遵循了语言习得的这一规律的。强调了悟，还要注意到是渐悟而不是顿悟，不是刹那间的觉悟，而是在大量语言实践和积累基础上的一种悟，不能寄希望于某一节课，某一篇文章的学习而悟出语文之道。要强调积累，语言材料的积累，语言实践的积累，语感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则可自悟，则可点拨生效。否则是空中楼，水中月，说法、点拨全是徒劳。
特点之四：随意性说随意性，似乎是与科学化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的统一。不能看不到客观存在的随意性，而强加以科学性。语言习得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过程无序。大而言之，听、说、读、写四项能力的培养无序。大体说，听说在先，读写在后，但深入研究又并不如此。听与说似乎易于读与写，限在某一层次上看是如此；再高一层次，读写又是听说的基矗小而言之，某方面知识的获得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尤其无序。学习语法知识、修辞知识和逻辑知识谁先谁后？学写应用文、说明文谁先谁后？全无一定之规。二是凭借无定。叶圣陶先生说：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我想这个凭借就是听说读写。但各人的凭借又有不同，有人则重于听，有人则重于读。但一般说必须凭借一定的相当的文字材料，而凭借什么样的材料又不完全相同。这句话的意思是，同样的材料，不同的语言习得者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习得结果；另一方面，凭借不同的语言材料又可得到相同的语言习得结果。
也许语言习得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但人文性、实践性、渐悟性、随意性可以认为是语言习得的最主要的四大特点。语文教学的科学化便是教师按语言习得的规律教，也让学生按语言习得的规律去学。因此，必须在充分认识这四大特点的基础上去探索科学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否则是难有出路的。魏书生老师之所以创造了语文教学的神话，正是由于他在深刻认识到语言习得的特点的基础上探索了一套科学化的做法。他的整个思想，尤其是教学思想，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他的语文教学的一整套措施便是立足于让学生自身进行主动的语言实践，从而不同程度地达到语言习得的自悟，他的语文课堂教学常随意到让学生确定课文和制定教学目标。遵循了规律，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效果。
然而，我们又常常违背语言习得的规律去寻找语文教学科学化的途径和方法，常常把语文混同于其它纯理性的学科，一味追求形成体系、序列，热衷于进行所谓科学的其实是机械的训练。夸大一点说，从小学到高中都程度不同地忽视（除极个别富有见识的探索者）学生语言习得的实践、积累和自悟。叶老在１９４２年就说过：现在的许多学生除了教本以外，不再接触什么书，这是不对的。为养成阅读的习惯，非多读不可，同时为充实自己的生活，也非多读不可。如果统计一下，全国有多少学校的语文教学有学生自主的阅读课和写作课，有多少学校的学生每天有半小时以上的课外阅读（被精神垃圾污染占领的时间不在之列），有多少高中生看完了四大名著，其结果将是令人吃惊的。而这个不遵循语言习得规律的后果已开始恶性循环，即许多由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已开始做教师又去训练别人。不少教师说法头头是道，真正动手动口便捉襟见肘了。自身的语言实践无法为学生提供语言习得示范，对学生更无法进行科学的教。
因此，我们应该多思考，多反思，回到语言习得这个根本上来思考，对我们目前的想法和做法进行反思。
首先，应该在更广阔的背景中认识教与学的关系。
教与学的关系，这些年大家思考讨论得很多。钱梦龙老师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成熟而先进的思想。但存在的问题是，大家常把着眼点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对学生主体的内涵理解过于偏窄，对学生在语文习得中实践、渐悟的主体性认识不够。往往是宏观上、整体上先把学生放在了被动的位置，只在一些细小的环节上给以主动。学生比较普遍地还只是在考试需要、老师要求的驱动下去学习语文，而远远未把语文习得当成一种人生行为的自觉要求，怎样习得也只是服从于统一的安排和统一的训练，缺少主动的自我选择。
其次，要挣脱应试动机的束缚认识讲和练的关系。
吕叔湘先生曾多次讲到语文教学要讲与练结合，但吕老强调的练是学生在老师指导（讲）下进行语言习得的实践和积累。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练则几乎都是针对考试做练习做题目。学生的语言习得要提高效率，无疑必须讲练结合。不讲则易盲目，多便走弯路，效率不高。但没有大量的语文实践便是空讲。而那种以考试为目的的练是万万不能和语言实践的练混为一谈的。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学生语言实践的机会太少，吕叔湘先生指出，一个中学生一学期要阅读８０万字才可培养起阅读能力，而现在的中学生远不能达到这个要求。这与把学生的大量精力引导在做练习上不无关系。应该说，针对考试的练多了，语言习得的练少了。
再次，要在真正科学的立场上理解定量、定序和定性的内涵和范畴。
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必须有科学的量和序。无明确的量，无合理的序，一切都只是模糊的定性描述确实是语文教学低效率的原因之一。张志公先生曾十分尖锐地说：我们的语文教学中有多少科学性成分？我看经验主义居多。我们语文教育研究了这么多年，有统计数据吗？你讯阿房宫赋》，我讯醉翁亭记》都有道理。一部语文教材中，总共有多少个印刷符号？有多少个成语？词汇量是多少？出现频率是多少？学生阅读水平应达到一小时读多少字的速度才合格？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平心而论，这许多年来，大家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探索还是极为重视的，投入的精力也不算少。问题是着力点的选择似乎不够准确。追求科学化，必然要思考定量定序的问题。但这又不能是绝对的简单化的。哪些该定量，哪些可以定序，哪些只能定性，要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去确定。
总的来说，我们定量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我们常常总是局限在现定的教材里边，局限在４５分钟课堂里思考科学化，几乎都是用模糊语言描述教学要求，有些看似科学，一旦落实起来，一旦细化起来，就经不住深究。对调查统计的忽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满足于经验式的科学化，常常忽视生活对语言的需要这个实际，常常忽视语言习得的规律这个根本。张志公先生曾问道：孩子写作，先教记叙文，记叙文学好了，高中再教议论文。这符合实际吗？叶老、吕叔湘先生和张志公先生都十分重视语文教学的调查工作。吕先生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中曾专门谈了调查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我们认为要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能定量的要明确量（如字词，阅读总量等），能有明确范围的要明确范围（如文学文化常识等），可以定序的则明确一定的序，无法定量定序的则定性要求，让学生和教师学得清清楚楚，教得明明白白，尤其是语言实践的要求，更应该明白清楚。应该说这些是寻求科学化首先要做的事。吕叔湘先生说：我觉得每逢在种种具体问题上遇到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如果能够退一步在根本问题上重新思索一番，往往会使头脑更加清醒，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以，在寻求语文教学科学化出路的时候，不妨从认识语言习得的基本规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