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学》发表了著名作家老舍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文章里这样描写北京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

15年以后，也就是1966年8月23日，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斗争大会在北京文庙举行。不同的是，这次的恶霸不是别人，正是老舍自己。上次喊打时还有警士阻拦，而这次他的前面是熊熊的烈火，后面是数不清的狠命暴打他的红卫兵小将们。毒打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年迈的老舍遍体鳞伤，没有人允许他说话，更没有人为他说话。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半夜才获准回家。回家以后他没有得到亲人的同情。在所有人的眼里他成了一个“恶霸”。

8月24日，老舍没有按规定去机关继续接受“批斗”，而是在北京西城太平湖边坐了一整天。当晚投水自杀。死前没有写下任何遗言。

这一整天足以给他充份的时间回顾自己的一生，和自己这一生中留给人的作品。也许这个时候他才认真地深思，他才明白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这所学校把人性都扭曲了──包括自己和自己的亲人。

名作家老舍写过好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例如剧本《龙须沟》就深受观众欢迎；也许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曾经做了些什么，自己是如何歌颂和美化共产党的；现在正是这些喜爱自己作品的人狂呼乱打，要置自己于死地，连以自己为豪的亲人都变得誓不两立。

老舍去了，静悄悄的，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也许这正是他的明智之处，他无法把自己冷静、清醒的反思说给人性扭曲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