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
这是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1942年7月3日写于香港的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开头的几行句子。诗中的“湖”指的是杭州西湖，戴望舒小时候家就在西湖的附近，在戴望舒记忆里，西湖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而他尤其不能忘的是最好的季节里的西湖——这两个加了括号的诗句，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军占领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那座繁花似锦的美丽城市。
戴望舒写作这首诗篇时，他刚刚从日军的监狱里被放出来。——1942年的春天，戴望舒在香港被捕并被投进日军的监狱，此后，经过挚友叶灵凤的全力奔走营救，5月30日，戴望舒才获释出狱。7月3日，戴望舒写下了这首凝重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诗篇之一。
冯亦代《戴望舒在香港》(载《龙套集》，冯亦代著，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一文里说：出狱时，望舒变得非常虚弱，“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戴望舒的香港的同事郑家镇，后来在回忆文章《我认识的戴望舒》(载《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中描写过望舒当时的哮喘情况：“好一副书生气质，患哮喘，冬天穿较多衣服，少不了围巾，手中总有一条白手帕，似是患了重伤风，老是医不好的重伤风。”北塔所著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说：狱中生活跟戴望舒几年后的英年早逝直接。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上海。在沦陷区的上海，已成文化名人的戴望舒，根本不愿为襄赞日本写任何一个字。他在他当时编译的《现代土耳其政治》(这部书的蓝本是奥地利学者诺贝特?德?比肖夫所著的《土耳其在世界中》)的《编者赘语》里借口赞扬土耳其民众的觉醒而呼吁本国同胞：“与其受人宰割，不如起来拼一死战。”戴望舒可能上了日本宪兵的黑名单，他也隐约感受到了这种阴影。1938年5月，戴望舒挈妇将雏与叶灵风夫妇一同乘船来到当时尚未陷落的香港。
戴望舒一到香港，就主持了《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的编务。戴望舒有意借《星座》来做抗日宣传之事。由于戴望舒在文坛上的大名和他的人缘，他主持《星座》在约稿、用稿上以抗战为核心，所以《星座》很快就成为抗战文艺的一个重要据点，如郁达夫、徐迟、萧乾、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等全国一大批作家，就被戴望舒团结进了《星座》为据点的香港抗战文艺事业之中。戴望舒还“曾写信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名流学者，请他们专为《星座》写一点文字，纪念他们的抗战两周年，使我们可以知道一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现状，并使我们可以从他们得到榜样、激励”(见《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第41期，1938年9月10日第14版《编者话》)。
1938年底，应总部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邀请，戴望舒参加了香港分会的筹备工作，负责人是1938年底南下香港的楼适夷。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由于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英国与日本还是友邦，所以英方对日本军国主义实行观望态度和绥靖政策，香港当局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时，协会名称不得不改作留港会员通信处。协会名义上由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当家，实际上的领导工作，差不多都落在了戴望舒的肩头，大家愿意围绕着望舒展开工作，因为望舒一手操持起来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是——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参见《江南小镇》，徐迟著，作家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圣诞节”。
日军控制香港后，立即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在港知名华人，包括戴望舒在内。戴望舒活跃的抗战姿态，很显然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本宪兵动用酷刑审讯戴望舒，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文艺界抗日人土名单等资料。
戴望舒在狱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所受的酷刑和折磨，是非常惨烈的，这使他出狱后仍无法摆脱这噩梦，过了两年之后，1944年1月18日，他在写《等待(二)》一诗时，还记忆犹新地写下了这样叫人刻骨铭心的句子：
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
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
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起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北塔在《雨巷诗人——戴望舒传》里说：“如果不是亲身所受，望舒怎么会写得如此具体可感、撕肝裂肺?!”这也正如方锡德所说：望舒“作为敌人的囚徒，在敌人的地牢里，饱尝了肉体的大痛苦，体验了死亡的大考验”(见孙玉石主编《戴望舒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紧接着上面对酷刑的描述，诗人“充满韧劲和豪情地写道”：
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
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
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戴望舒在狱中还写下了可以称得上是他一
生的代表作《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
请想一想，“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这些句子所藏着的戴望舒对“死后的境地”的想像，是“多么宏阔而高远”(北塔语)。这是戴望舒在狱中惟一留下来的诗篇，戴望舒告诉我们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27日。这是他写于狱中的文字，但是不是真的题写于壁上，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是写于纸上，那么又是如何藏匿的呢?按北塔的分析，“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这样赤裸裸的反日、反侵略的言论，恐怕是不能被日本宪兵看到的，如被发现，戴望舒肯定会被施以更加严酷的刑罚，至少要延长关押的时间，怎么可能到了5月就释放了呢?姑且录此，聊备一说吧。
现在我们回到开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继续读下去：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北塔分析说：他的手掌之所以是“残损”的，可能是因为监狱的酷刑，也可能是因为生活的磨难。他的手掌虽然已经“残损”，但他还要用它们来抚摸，而且抚摸的不是个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是“广大的土地”、“无限的江山”!他把祖国的版图想像成一幅画，刻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然后一任自己的手指一角一角地摸索。虽然这用手掌摸索国土的意象可能来自许拜维艾尔《遥远的法兰西》中的诗句“我用饥渴的手，／寻找遥远的法兰西”，但戴望舒化用它而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强烈而深沉的故国情感。法国汉学家苏珊娜?贝尔纳《生活的梦》(载《读书》1982年第7期)里，给予这首诗相当高的评价：“在这篇作品中，诗人竭力把前期经验——形象的感染力(对每个地区的描写，都力求概略而精确)、强烈的感受(芬芳、微凉、彻骨的寒冷、从指间滑出的水等)——与新的内容和新的感情结合起来。”“……此作处于戴诗过去、现在、未来的交叉点上。新的抒情，坚定而自信。诗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声音，它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低吟，也没有了失望的悲苦，它转向世界，朝向每一个人。”
当我们读完戴望舒这首《我用残损的手掌》，没法不想起戴望舒的成名作，那首写于1927年的《雨巷》。写《雨巷》那段日子，戴望舒正短暂蛰居于他的故乡杭州。——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同一个诗人，而前后写出如此不同的诗篇。
这个杭州的“雨巷诗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5日出生于杭州，在杭州他度过了少年生涯，直到从宗文中学(即后来的杭州第十中学，后来又屡经更迭组合，2005年4月扩建重组后更名为杭州宗文教育集团)毕业，1923年秋，戴望舒从杭州的之江大学投考有“武黄埔，文上大”之称的上海大学，进入文学系学习，并旁听社会学系的课程。
20世纪20年代的“雨巷诗人”，岁月的磨练，而最终写出了意境开阔的大诗篇。这是大时代的磨练，更是诗人内在的人格、精神的底子里，就存了这样的“潜质”，所以也才能够不为苦难所摧毁，而是愈挫愈奋。
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有了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他曾在1920年初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一本一时颇为走红的通俗文学杂志《红》上发表过一则颇有寓意的笑话：一胆小鬼问——水手，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死在哪里?水手答都死在海里。胆小鬼又问水手何以还要去航海?水手没有正面回答，反问胆小鬼他的祖宗三代死在哪里?胆小鬼答床上。水手讽刺胆小鬼既如此何以还要天天晚上上床睡觉。正如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所分析的，这个故事的写作里，已显露了他非凡的对位法结构能力，这种叙事模式在他以后的诗歌之中用得极为普遍。这则笑话，显然并不属于娱乐文字游戏之作，而是怀抱着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
超越个人的关怀，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在心底埋下了。1923年元旦，戴望舒和他的几位少年文友，创办了旬刊《兰友》，戴望舒自己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他家里。在民国时期，5月9日是国耻日，因为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武力逼迫下，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戴望舒《国破后》一文中沉痛地写道：
全国同胞所痛哭流涕的国耻日，在民国十二年的日历上发现了……如今我们《兰友》在这国耻日来作一个爱国的呼声。
这一篇文章，令我们联想起戴望舒写于抗战中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等诗篇。或者说，这种与民族、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情怀，这种超越个人的关怀，从少年到中年，在戴望舒是一以贯之的，他写于抗战中的诗篇，与他中学时代在杭州写成的文章，其精神深处原是一脉相承的。
戴望舒在香港结出的艺术与人格精神的果实，种子却是他在杭州的少年时代里就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