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柳宗元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但不久王叔文改革就在宦官宦旧官僚的反攻下而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为首的八个主要成员都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永州，《愚溪诗序》就作于永州任上。作者借一“愚”贯穿全文，借愚溪风景抒发自己被埋没的受辱不得不愚的悲愤心情。

公元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半年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1082年秋，苏轼初游赤壁，写下了著名的《赤壁赋》，苏轼在这篇文章里表现了他力求排遣苦闷。听任自然，乐观旷达的情怀。

柳苏二人在创作《愚溪诗序》、《赤壁赋》时的背景颇为相似，而且两篇文章的目的都是来排遣心中因政治遭遇而带来的苦闷，但两人在文中在文中抒发的情怀确有很大的不同，柳宗元在苦闷之余更多的是牢骚不平愤慨。而苏轼在文中的乐观旷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愚溪诗序》《赤壁赋》中我们能窥见二人性情的大不同。

《愚》文中，宗元言“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柳宗元说自己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是犯愚，并在下文中一连串的并举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说如此奇异的山水都被“他的愚”所辱没。宗元的愚，明显是对现实的不满。打个比方说，父亲说儿子办了傻事，儿子不服，又不能当面顶撞，于是儿子抡起巴掌抽了自己几个嘴巴，嘴里还说“我就是傻，我就是傻。”结果当然是挨父亲几个嘴巴，因为父亲明白儿子是在表现强烈的不满。柳宗元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个“傻”儿子。

宗元写道，宁武子是智而为愚，颜子是睿而为愚，都不是真愚，而他自己在清明的时代作违背事理的事，才是真愚，是愚者中的“佼佼者”。

宗元还写道，愚溪“莫利于世”同他“无才无德”最相像，如此的愚溪只能让他这样的愚人“喜笑眷慕”，最后宗元说自己“超鸿蒙，混希夷”达到了愚者最高的境界。其中折射的悲愤不满不言而喻。

柳宗元以愚者自居故作旷达，实则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不满，他的所谓旷达实际上是牢骚不平，宗元在挫折面前的如此表现反映了其性格的不成熟。

《赤壁赋》中的苏轼就和柳宗元不一样，读《赤壁赋》给人一种别样的享受：清风、明月、饮酒、赋诗、高歌，再加上洞箫相和，使得全文充满了诗情画意，仿佛进入美妙的神话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根本感受不到苏轼因被贬而生的苦闷不平之情。苏轼为什么能在这一时期写出这样“轻松”的散文，这主要源于其在宦海沉浮中磨练出的对人生得失的一种旷达态度。

苏轼的旷达不仅表现在其在《赤壁赋》中展现的诗情画意，更主要的是对人生得失的超然态度。

在《赤壁赋》中，苏轼借客之口提到，人生短暂，长江无穷，英雄伟业，终赴东流，凡夫俗子不过天地之间一蜉蝣、沧海中一粟粒，功业建立不得，飞仙亦不能成，岂不可悲！这些愁绪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吗？苏轼虽借客之口说出，难道不是其一度产生的吗？苏轼宦海沉浮当比常人体会的更为深刻。但苏轼不是常人，他能从愁绪中超脱出来。

苏轼说，水虽流去，终还是水，月有盈虚，终还是月。自不变而看，万物同人一样都是无穷无尽的。这不是苏轼对人生长短的超然领悟吗？当我们凡夫俗子正为此长吁短叹时，苏子已处之泰然。

凡夫俗子对待得失，无一时不患，无一地不患。说刘宗元是凡夫俗子，是因为他在政治失意后牢骚满腹不平满腔，其在乎得失同凡人一般无二。说苏轼是圣人，是因为苏子对待得失是这样的：“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别人得了，我不羡慕，我没得到，我不遗憾，“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大自然赐给我无情的宝藏，我还不满足吗？

对人生得失如此达观，才使得苏轼在《赤壁赋》中给我们带来了纯美的享受，在文中我们看不到不平之气，充斥眼帘的只是“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

对比柳苏之后，我们会清晰地感到二人在性情方面的巨大差异，苏轼博大的胸怀，令三百年前的前辈为之汗颜。

捎带提一下，苏轼柳宗元都曾被贬岭南，同在岭南，柳宗元给我们留下了，“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留下了“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而苏轼确给我们留下了“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柳苏二人境界之高低，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