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心有感触。又再三复读，感触愈深。后人称颂王安石改革，固然是站在后来者的位置。然而设身处地于当世，又有什么可称颂的呢？不能说王安石没有崇高的理想，也不能说王安石没有善良而美好的愿望。然而籍此做事业就能够如其所思所想实现吗？

王安石，不过学有特长，议论超俗，自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以天下为已任而已。然而其改革结果有违初衷，最终失败，这不只是宋王朝的悲哀，也是其本人的悲哀，更是当时百姓的悲哀！

王安石的胸襟，实在狭小；王安石的强辩，实在固执；王安石的不近人情，实在奸邪；王安石的欺罔，实在有背于其所学中的言教。然而狷介的王安石被气胜的宋神宗器重、委用，实在让笔者对王安石有同于孔子的感叹：“凤兮！凤兮！”

设想如果王安石不搞政治经济，只搞文化文学，当是一代巨儒，并会在文学和思想方面，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于时人和后人。

所以笔者作出议论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实在是人才难得！处在最高的位置上，一身的荣辱无足轻重，而一己的修养，实在安危于国家，苦乐于百姓。人才虽然难得，识人用人又岂不为难？再者，变革旧事物，实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担当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所谓“天听即我民听，天视即我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