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唐雎十分讲究说话的技巧，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巧在言辞委婉，言之有节上。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是诈骗。当遭到安陵君拒绝后，秦王不悦，于是当着唐雎的面露出威胁之意，并盛气凌人地责备安陵君轻寡人。对此，唐雎先用屈从的口吻说：否，非若是也。这一回答，既缓和了秦王以强凌弱的气势，使会谈能够继续下去；又强调了不肯易地的原因。然后从容地说明安陵君不肯易地是因为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并非故意违背秦王的意愿。这一句答得委婉，言之有理，言之有节，一个守字，含义丰富；既说明愿忠于先王的遗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宁守不易，这是一种崇仰先王、不为利诱的明显反映；又表明安陵国并无扩张之意，倒有御敌之心，这不仅婉言拒绝了秦王的易地要求，还暗暗告诫秦王不要轻举妄动。守是一种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具体表现，显示出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这一反语，十分有力，表明安陵国非但不想易地，而且根本不愿意易地。因为安陵君明白秦王的易即是抢的同义语。可见，守是不畏强暴、坚守国土的具体表现。由于唐雎坚持原则，言之有节，从道义方面暗刺了秦王的不义，触犯了他的尊严，难怪他要怫然怒了。

二是巧在针锋相对、言之有据上。秦王见诈骗不行，便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所谓天子之怒进行威吓。唐雎正气凛然，针锋相对，用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士之怒进行回击。在这场围绕天子与布衣之怒的交锋中，唐雎很快就由被动而变为主动。当秦王以亦尔的口吻鄙视布衣之怒时，唐雎立即驳斥：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提醒秦王正视士之怒。接着用语势强烈的排比句，列举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史实，对士之怒加以渲染说明。这三个史实，犹如锃亮锋利的匕首，直刺贪生怕死的秦王心窝；又好似撼天动地的警钟，警告秦王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自蹈死地。但是，这些有根有据的士之怒，毕竟是历史上的事，已经过去了，它对秦王虽有所触动（威胁），但还不足以使利令智昏的秦王幡然悔悟。于是，唐雎又逼近一步：此三子者，与臣而将四矣。这是暗示他将效法三人，刺杀秦王。这样就把血淋淋的史实，变成对秦王的直接威胁，迫使秦王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危急处境。

三是巧在以行证言，言之有力上。倘若唐雎只用文战，不辅以武攻，秦王势必会存侥幸心理，绝不会轻易折服。以行证言，就能使言更富于慑敌的威力。唐雎辅以挺剑而起这一义无反顾的行动，来证明今日欲刺秦王之言的实在性和尖锐性，这就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秦王的一切幻想，迫使秦王不得不长跪而谢之。

总之，在这场斗争中，唐雎的说话技巧是十分高明的。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从道义和威力两个方面，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震慑论敌，不辱使命。当然，如果唐雎手中没有真理，没有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那么，说话技巧再高明，充其量也只能是诡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