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课程观往往隐含着不同的课程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那些重要的实质性课程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传统课程观和现代课程观之间具有四方面的差异。课程观的转型，对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产生重要影响。实现课程观的转型，是贯彻新课改精神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不同的课程概念往往隐含不同的课程价值取向，并导致不同的课程存在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课程观往往隐含着不同的课程思维方式，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那些重要的实质性课程问题（如课程的设计、实施与评价等）的思考和解答。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对历史上两种根本不同的课程观的差异进行了剖析，并就它们对新课改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课程观的转型及其比较
在各式各样的课程定义中，有两类看法最为流行、最为典型。一类是把课程定义为有组织的教学内容书面的学习计划或预期的学习结果。例如，在斯宾塞（H.Spencer）的眼里，所谓课程（curriculum），即是教学内容的系统组织；在塞勒（J.G.Saylor）看来，课程是为受教育者提供一系列学习机会的计划。[1](12)在北美国家，课程还被广泛地界定为预期的学习结果。另一类是把课程定义为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有意义的学习经验，包括学习的经历、历程以及从中获得的各种经验与体验。这一类看法源于杜威对教育的定义（如教育是经验持续不断的改组与改造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并为其他学者所继承。例如，美国学者卡斯威尔（H.L.Caswell）、坎贝尔（D.S.Campbell）认为，课程是儿童在教师指导下所获得的一切经验；谢泼德（Shepherd）和雷根（Ragan）以为，课程由儿童在学校指导下所获得的不间断的经验所组成。[1](12)日本学者佐藤学也持类似的看法，所谓课程，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的经验’。[2](98)其他的课程定义大都介于上述两类看法之间。至于我国的情形，绝大多数有关教育的辞书、工具书、教材对课程的定义大同小异、趋近一致，基本上都是把课程界定为教学的科目及功课的进程（这里所讲的进程主要指教学科目或内容的学习次序与时间分配）。由于第一类课程观符合常识，易于理解和接受，加之受苏联教育学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广大教师普遍愿意接受这种课程观念，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种看法还是根深蒂固，占据着主流地位。鉴于这种情形，笔者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将第一类课程观称之为传统课程观，将第二类课程观称之为现代课程观。
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两种课程观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作为名词使用的课程与作为动词使用的课程
无论是把课程界定为教学的科目内容，还是学习计划或预期的学习结果，事实上都是把课程当作名词来使用，而把课程定义为学习的经验，则明显地倾向于把课程当作动词来使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英文中，experience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其典型的含义是经验体验经历或阅历，这可算是一个证据。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杜威对经验的解释。在杜威看来，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它同时包含主动的因素和被动的因素。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和行动；在被动的方面，经验就是承受（行动带来的）结果，两者的联结构成经验。[3](153)杜威进一步指出，经验不同于单纯的活动，它还包含着思维或反思。所谓思维或反思，就是识别我们所尝试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某种思维的因素便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3](158)根据上述两点理解，杜威进一步指出，经验即实验。[3](289)因为实验同样包含着尝试，包含着对实验结果的承受，而要识别实验尝试与实验结果的关系，同样需要反思。在这里，无论是尝试实验还是反思，都是动词，不是名词。可见，在杜威那里，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动词。
（二）知识本位课程与经验本位课程
把课程理解为教学的科目与内容，和把课程理解为学习的历程与经验，反映出两种不同的课程价值观，前者强调学科知识（间接的、逻辑化的经验）的价值，后者强调直接经验的价值。这里无意就间接经验（学科知识）与直接经验的价值进行对比，只想对二者在性质上的不同进行对比。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就这两个概念作一个限定。这里所讲的知识，主要指那些经过严格检验，被证明是真实可靠的、能够用文字符号加以明确表达的认识、信念或行之有效的做法；这里所讲的经验意指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认识与心理体验。根据这种界定，笔者将知识与经验的差异区分为以下几点。1.知识通常只涉及认知的层面，而经验（或体验）则不仅仅是个认识的问题，它常常渗透着人的情感、意志、态度等心理因素。2.尽管从终极的意义上讲，知识源于经验，是对个体经验的抽象与概括，但个体原始经验一旦被概括化、符号化，上升为逻辑化的经验后，它的性质就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即从原来具体、鲜活、有生气的东西，转变成为某种抽象、概括而理性的东西。3.一般来讲，能够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往往是比较客观和确定的，最好能够加以普遍化和形式化，而经验则通常是主观的、模糊的、不确定的，与特定的个体，特定的时空情境联系在一起。4.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知识是公共的、可直接传递的，而经验则通常具有个人性，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类似于英国学者M波兰尼所讲的默会认识），很难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从一个人直接传递给另一个人。
（三）预成性课程与生成性课程
所谓预成性课程，即是把课程看作是在教学之前业已规定好、计划好、编制好的某种现成的东西，如课程计划或教材等，按这种课程观，课程实际上是以预定的结果或产品的形式而存在，这种课程是封闭的、固定的、静态的。生成性课程则不然，它把课程看作是在教学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特别是通过与教师、同伴的交往互动逐渐生成和建构起来的某种东西，如学习的经验或体验等，按这种课程观，课程实际上是以活动或过程的形式而存在，因此，这种课程是开放的、灵活的、动态发展变化的。
由于相当一部分人对课程不是在课堂之外先于实践就规定好的，而是师生在从事创造性的课堂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这一说法感到茫然不解，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就生成性课程的性质与内涵再作一解释与说明。
在笔者看来，要把握生成性课程的性质与内涵，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1.必须把课程当作动词使用，看作学习经验（包括学习的经历与体验）的总体，才能理解课程的生成性。若把课程当作名词使用，理解为教材知识体系，自然就不会有所谓生成的课程。2.生成性课程并不排斥教材的使用，只不过它对教材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变化：在预成性课程中，教材就是课程本身，而对生成性课程来说，教材只是供学生建构、创造学习经验的一种媒介、素材或工具。同样，生成性课程也并不排斥教学计划方案的使用。为了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生成、建构、创造有价值的学习经验，教师在教学之前制定教学活动的计划或方案，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没有预设就没有生成，课程的创造不可能无中生有，只能有中生有。这里所讲的有不仅仅包括教材教学活动方案，还包括教师对学生已有知识经验、能力倾向、个性特点的了解，对学生行为意义的敏感与理解，对普遍性、长期性教学目标的宏观把握等，这些都是生成课程的基础。3.仅有预设，不见得就有良好的生成，课程的动态生成（也即有价值的学习经验的获得）是有条件的。学生学习经验的获得既不取决于教材上写了些什么，也不取决于教师教了些什么，而是取决于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取决于学生是如何与教材、教师、同伴及周围的环境交往互动的。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具有充分的交往互动（特别是对话与交流）；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参与学习；学习活动是富有创造性的时候才有学习经验的生成，才有课程的创造。4.对于课程的生成与创造而言，尽管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取决于教学设计或教学预案的质量，但无论教学设计或教学预案有多么完备、教师对教学的准备有多么充分，都取代不了教师在课堂实践中的即兴发挥与临场应变，所谓教学机智的运用即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在教学中，存在许多模糊的、不确定的灰色地带，影响学生学习的许多变量是教师控制不了的。这看起来是个弱点，其实是个优点，因为它为教师在课堂实践中的即兴发挥与自主创造留下了空间。
（四）教的课程与学的课程
把课程定义为教学的科目内容或计划，这显然是着眼于教师教的课程，而不是着眼于学生学的课程。在这里，教的课程与学的课程主要区别有以下三点。1.教的课程很少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与学习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以教定学，教师支配和控制学生的学习：教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教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现实的课堂生活中，我讲你听我问你答我写你抄我给你收现象的普遍流行，即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在这里，学习内容的选择主要考虑文化遗产的传承，教学方式的选择主要考虑教师自身的特点。而学的课程则必须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爱好的学习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以学定教，主张学习者支配自己的学习，也即教的内容应切合学生的兴趣与需要，教的法子应根据学生学的法子。2.教的课程往往是预设的、计划的课程，它侧重于考虑教师应当教什么，而学的课程是学生实际经历、领悟和体验到的课程（包括正式的、计划的课程和非正式、非计划的课程），它侧重于考虑学生实际上学到了什么。教的课程往往混淆教师教的行为和学生学的行为，以为教师教的东西就是学生要学的东西或能学会的东西，其实二者常常是不一致的，因为学生实际上学到什么，不仅仅取决于教材，还取决于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准备状态。3.教的课程是以预定知识（也即制度化知识）的掌握为核心的制度化课程，它往往表现为课程计划、各科课程标准和教科书。所谓制度化知识，也就是被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定通过的、具有明确结论的、可以明白无误地传递给儿童的知识。由于这种知识的习得主要靠教师的讲解与传授，所以，有的学者又把这种课程称之为传递中心课程。与此相对照的是，学的课程是以有意义的学习经验的获取为核心的课程，由于学习经验的获得不可能靠教师的单向传递与灌输，只能诉诸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往与对话，因此，这种课程是一种对话中心课程。[4](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