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明天的孩子们，拥有自己的言语个性和浪漫情怀，能尽情放飞想象和幻想，体验言语表现的幸福和快乐，觉悟作为符号动物的崇高和庄严；走出急功近利、争名夺利的浮躁和焦灼，揣一颗稚拙纯真的童心，随心所欲地演绎言语人生诗意人生，恬淡从容地营造精神家园，品味情趣盎然的生命。
20世纪初，新语文教育是以反八股精神奠基的，从为应试、为功名，转向为文章、为实用。到了世纪末，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非但老八股没反掉，为文章、为实用的目标末达成，却又滋生了新八股，重又退回到了为应试、为功名的老路上去，再次把语文教育推上了绝境。
面对21世纪信息社会的挑战，作为现代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说和写的能力。说和写的能力，是所有专业人士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也是现代人身心健全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这一需求还在与日俱增。可以预言，说和写的能力，将在未来社会的人才竞争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难想象，一个只具专业技能而缺乏说、写能力的人，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应付裕如地施展自己的才能，能称得上心灵丰富、精神健康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而，在未来教育中，语文学科的日益显著的素质性功能，必定备受关注，语文教育将展现出浓郁的人性和人文魅力，给学生的人生旅途更多的温馨和诗意。
语文教育面临着一次新的革命性转型。
这一转型，除了教育管理、考试机制等的改革，使其能够适应语文教育本体发展外(这靠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改变观念、实事求是、齐心协力)，至关重要的是应在当代学术和教育发展的大视野下，廓清工具论的阴霾，使学生不再成为教育产业批量生产的千人一面的机器人。对语文教育思想和规范作前瞻性的解构和重建，还语文郁郁乎‘文’哉！之本真。
愿明天的孩子们，拥有自己的言语个性和浪漫情怀，能尽情放飞想象和幻想，体验言语表现的幸福和快乐，觉悟作为符号动物的崇高和庄严；走出急功近利、争名夺利的浮躁和焦灼，揣一颗稚拙纯真的童心，随心所欲地演绎言语人生诗意人生，恬淡从容地营造精神家园，品味情趣盎然的生命。
语文界的学科理念亟待更新。
现有规范的阐释：我国现代语文教育规范，创构于20世纪初，确立于1960年代前期。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叶圣陶。其基本理念是教育目的：应用实用，即应付生活；教育功能：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教学范式：以阅读为本位(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可称作以阅读为本位的吸收实用型规范。
所谓的现代语文教育规范，是指在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程中，相对稳定的、曾得到较为广泛地认同的语文教育观念和方法。在实践中以阅读为本位的吸收实用型语文教育规范也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和挑战，但总的来说，至少在观念上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
这一规范的创构，可以追溯到清末语文教育的转型，最终完成这一建构的集大成者(或称代表人物)是叶圣陶先生。
语文教育的实用性目的，在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教育法规中就已明确提出。如《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中国文字科目(初小语文)下规定：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供谋生应世之要需。在中国文学科目(高小语文)下规定：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在《奏定学务纲要》中也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应该承认，在把文字交给大众上，实用性有其历史功绩）后来人们对实用性的诠释也许有所不同，但在应世之需这一点上的认识是共同的。
叶圣陶在民初就阐明了相似的意见：宜以最经济之时间练成其最能切实应用之作文能力。在1924年出版的《作文论》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指出充实的生活是写作的源头，而要求充实，须训练思想与培养情感。谈到训练思想时．他引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观点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从而将应用，借助思想与生活的中介，与作文的目的联系起来。后来在许多文章中又一再强调语文的实用性功能，他说；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需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学生为什么要练习作文，对个这个问题，老师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总而言之，他认为语文学习是为了应用，即应需。
由于实用应用应需这些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从1950、1960年代的泛政治化、文革中的极端政治化，以及1980、1990年代的应试教育和标准化考试等，都可以打出应世之需之名，而行偷换概念之实。因而，不论是在前的课程标准，还是在后的教学大纲，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上有关实用性的要求。即便是应试教育搞得轰轰烈烈之时，教学大纲上也还是赫然写着：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但是，毫无疑问，作为语文课共识的实用性，主要指的当是谋生处世这一外部的社会性的需要。
在实用性目的之下，自然应培养学生的实际语文能力。语文能力一般界定为听、读、说、写四种，主要限定于阅读与写作这两种。从清末民初开始，语文教学便是侧重于阅读，教学中以对文选的讲解为主。而人们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评价又往往看的是他们的写作水平。针对这种情况，叶圣陶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阐明了阅读与写作的功能与相互关系，指出了写作的根在阅读。他说：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到了1960年代，他又重申了上述看法，并对读、写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确认：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做不甚相干的两回事，而且特别看重写作。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好象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结合前面谈到的应用、实用的目的论，对上述观点作逻辑的梳理：一、写作的基础是阅读，阅读决定了写作；写作的根在阅读，写作只是根上抽出的枝叶。这就确立了以阅读为本位的以读带（促）写的语文教学范式。二、写作的目的是应用、实用，而写作倾吐得如何，则是由阅读的吸收情况所决定的，实即：由吸收而致应用、实用，简化为吸收实用型。综合一、二，我们拟将叶圣陶建构起的语文教育规范称为以阅读为本位的吸收实用型语文教育规范。后来的张志公、吕淑湘等人的语文教育观也基本上相同。虽然在各个时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中，这一规范未必都得到了准确、充分的体现，但至少在语文界多数人的观念上是得到认同的。这一规范堪称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主流教育规范。
现有规范的解构：语文教育目的除了应用、实用外，还应有超功利的人的本体性发展需求，言语上自我实现的需求；吸收既非阅读的功能，也非语文教育的功能，阅读只能作为表现的过程或手段之一；教学范式的阅读本位，较之于表现（说、写）本位劣势明显，无法达成语文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也未能体现优化的课程形态和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