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有两个故事：我的同乡故事，我讲述的他人祥林嫂的故事，更准确地说，小说讲述的是祥林嫂与鲁镇、我与鲁镇、我与祥林嫂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故事。关于祥林嫂与鲁镇，我们已作过分析，这里不再重复，而着重分析我的故事：我与鲁镇，以及我与祥林嫂的关系。如果说小说中祥林嫂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社会是一个被吃与吃的关系，而过去有不少分析文章与教学参考资料，常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的论断(参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来说明样林嫂的悲剧，这确实可以部分地阐明原因。族权、神权、夫权在祥林嫂悲剧命运中的作用本是十分明显的，但过分强调政权的作用，特别是将鲁四老爷作为杀死祥林嫂的主要元凶，则让人感到多少有些从理论原则出发，而脱离了本文描写实际。

在小说第一部分，我就这样介绍祥林嫂，说她是百无聊赖的，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并且说她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这里，再沉重不过地揭示了祥林嫂这类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人肉的筵席)最底层的妇女，在鲁镇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充当玩物，而且看得厌倦，变得陈旧，就被剥夺存在的权利：这正是祥林嫂真正不幸之所在。因此，在我看来，《祝福》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无疑是村里的男人女人们从四面八方寻来听(看)祥林嫂讲述她的阿毛被狼吃了的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了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这里，人们已经不只是麻木、迟钝，而恰恰表现了对于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灾难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不幸审美化，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别人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甚而至于从这种鉴赏(以及鉴赏中的种种表演，如叹息、流泪之类)中达到自我的满足(自我的崇高化)，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赏鉴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烦厌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的(以上分析参看前引高远东的文章)。可是，在《祝福》里，当村民们尽情地鉴赏(看)祥林嫂的痛苦时，读者又分明地感到，在这背后，还有叙述者的我(以及隐含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观照祥林嫂被鉴赏的屈辱与不幸，更冷眼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

读者也许还会联想起鲁迅所说的，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我之节烈观》)；祥林嫂正是这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不妨再来看一看小说的另一个重点：我的故事。如果说在他人的故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祥林嫂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社会的关系是一个被吃与吃的关系；在我的故事里，我在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始终是一个异己者。我当年离去，自是对家乡的背弃，如今我归来，故乡已没有家，不再存有《故乡》里的我那样的寻梦的奢望，我只是四处飘泊中在家乡暂作停留，因此，不需经过《故乡》中的我那样的精神幻灭，我就敏锐地发现在我离去与归来之间，故乡的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把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依然在骂早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我注定与这停滞不变的鲁镇社会格格不入，我明天决计要走，本是意料中的事：到这里为止，《祝福》中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他(他们)注定要扮演永远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

但作者却要把他对知识分子心灵与命运的开掘深入一步：小说接着告诉我们，我决计要走，还另有深因：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这样，作者就十分巧妙地将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联结起来，正是在两个故事的关系(关连）中，寄托着鲁迅的深意。于是，在鲁迅笔下出现了我与祥林嫂最后相遇的场面(这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心部分)：祥林嫂最后的形象以及她对我的追问，提出了人的死亡以及死亡的命运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最尖锐、也最深刻的问题。但却将白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对这类形而上意味的深层问题缺乏关注与思考，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又落入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境地，我终于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

在这个令我感到极端惶急不安的场面里，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且发现了自认为与鲁镇社会(传统)绝对对立的自我与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当我匆匆逃回四叔的家以后，就不但因为自己的逃避而觉得不安逸，而且开始思考起自己对于祥林嫂的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应负的责任问题。尽管我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排解，却始终未能摆脱内心的不安与不祥的预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再次明天决计要走，这再度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质。

这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再离去的负面意义的深刻揭示，比之《故乡》中的我的最后离去的开掘显然更深了一步。而当最后祥林嫂的死成为事实，我终于陷入了负疚的深责之中：这样，我对于现实与自我的双重绝望就达到了一个顶点。而这种绝望又是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轻松与舒畅交织为一体的我终于在雪花落地的沉寂中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开始回忆，并且讲述祥林嫂的故事。而当故事讲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在反讽的距离中结束了祥林嫂的人生故事与我的心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