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选自《战国策魏策四》（下引文字出此不注）。是章，不少读者误作史传，以为实有其事，初中语文《教参》的分析不能不说是极有影响的：
安陵是魏的附庸小国，秦企图用易地的政治骗局进行并吞，由此引起了两国之间的一场外交斗争。这篇文章记叙唐雎出使秦国，义正辞严地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折服秦王的经过，表现了唐雎不畏强暴的精神。
其实，秦王是否有必要设计这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的政治骗局？两国之间是否存在这番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一介之使唐雎是否可能轻而易举折服秦王？探究有关史实，结论只能是否定的。
战国末期，天下纷争，游说之士活跃于政治、外交舞台。唐雎是魏国的策士，《战国策》对其人其事之记载，真假参半虚实有之。该书详录唐雎四次游说之辞，兹据于鬯《战国策年表》编年如次：
秦昭王四十一年（前２６６），齐楚攻魏，魏安厘王遣唐雎入秦求援，唐雎以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为由，说动秦王发兵救魏，魏氏复全，唐雎之说也。
秦昭王五十年（前２５７），魏信陵君窃符救赵，志得意满居功自矜。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唐雎以此语诫之，信陵君幡然醒悟谦恭受教。
秦始皇六年（前２４１），唐雎说楚春申君合纵，相万乘之楚，御中国之难，为天下枭（《战国策楚策三》），率诸侯合力抗秦，事未果。
第四次，即受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该章载录秦王灭韩亡魏之语。始皇十七年（前２３０）韩灭，后五年魏亡，故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廷见秦王嬴政事，《战国策年表》系于始皇二十二年（前２２５）。
按照《战国策》的记载，唐雎活动于战国末期约四十年间（前２６６－前２２５），其一生行事多与抗秦存魏攸关，从《战国策》所录其人言辞看，此人乃一辩其谈说（《荀子儒效》）的策谋之士。《唐雎不辱使命》的记载与唐雎的这一身份似乎也没有扌干格难通之处。然而，《战国策》关于唐雎的记载却存在一个难以弥合的破绽：
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余，谓魏王曰：老臣请西出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唐雎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至于此，甚苦矣
这便是《战国策》所载唐雎首次使秦事。是年唐雎九十余岁，自称老臣，秦王则以丈人呼之。照此推衍，十年后说信陵君，十五年后说春申君，唐雎已过百岁，至为安陵君使秦而面见秦王嬴政，上距说秦昭王四十余载，唐雎已为一百三十余岁之朽然老丈矣！元代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析曰：唐雎为魏说秦时，九十余，至与信陵君语，相去十年，为安陵使秦上去说秦四十二年，决不存矣。吴氏之说切中肯綮。《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唐雎，其人之存殁已属一大疑问，遑论奉命出使慑服秦王了。一百余岁之老朽面折廷争折冲樽俎，而令秦王惊惶失态俯首听命，这只能是编排出来的一幕滑稽剧，而绝非真正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战国策》的记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①
退一步说，即令两次使秦的唐雎非为一人②，该文的历史真实性依然是大可怀疑的。
安陵，即鄢陵。安、鄢古韵同属元部，可行通用，《唐雎不辱使命》亦见《说苑奉使》，其文安陵君作鄢陵君，可见其地实一。杨宽先生《战国史》所附历史地图于安陵下括注鄢陵，亦可证之。安陵原为魏之属地，秦昭王二十四年（前２８３），秦相穰侯魏冉兴兵击魏，斯时鄢陵已入秦境：
（魏昭王）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
此为秦昭王二十四年（前２８３）事。由引文可知，早在魏冉攻魏之前，迫于秦之压力，魏国已割鄢陵以增广穰侯之封域定陶。也就是说，唐雎为安陵君使秦前五十八年，安陵已落秦人之手。秦庄襄王三年（前２４７），魏信陵君有言：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可见此时安陵之归属尚无变化。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此后安陵复归于魏，又成魏的附庸小国。诚如历史地理学家顾观光所云：鄢陵久为秦有，而安陵至战国末尚存，此则传闻异辞，当在阙疑之列矣。（《七国地理考》卷五）
从时间、地点、人物的矛盾情形看，《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虚妄，当可定论。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逊上编第一册１３７页）斯诚不刊之论。倘对该文内容深入剖析，这一点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首先，基本情节不合事理。作为一方域仅五十里之小国，当天下板荡之际，只能成为臣服大国强国的附庸，事实上是很难作为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即令魏国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横扫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师一支以击，弹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须卑词易地，自讨没趣，进行一嘲外交斗争？秦王举措固然令人费解，而唐雎之行则愚昧至极。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国既灭，安陵岂能以五十里之地对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氵昏然道德绝矣（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战国策》注者鲍彪认为：唐雎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皆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准确。该文的两个人物唐雎和秦王，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历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专诸、聂政、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吓，挺剑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势，非唐雎一类的策士所愿为所能为。而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嬴政，绝不是懦弱无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种色厉内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喑口恶叱咤一统天下的嬴政的个性特征难以吻合。只要读一读《史记刺客列传》就可以知道，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猝然之间，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那种色挠，长跪而谢之的形象，和历史上的秦王嬴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复次，重要细节严重失实。矛盾的彻底解决依靠了那柄来历不明的剑。《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其时秦国正与东方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由此观之，《唐雎不辱使命》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其文出于虚构拟托，而且虚构拟托的手法也实在算不上高明。
对照《史记》对唐雎其人其事的记载，对准确理解《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不无启迪。太史公处置《战国策》中关涉唐雎的材料，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载录其事直书其名：《魏世家》记唐雎说秦昭王援魏事，文字与《战国策》悉同。一是载录其事讳涉其名：《魏公子列传》载唐雎说信陵君事，不书唐雎之名，而云客有说公子者。史迁下笔审慎，无疑对其时唐雎之年龄及缘何由魏入赵俱生疑惑。一是对《战国策》中有关材料弃置不用：《唐雎不辱使命》即属此类。照一般读者看来，《唐雎不辱使命》情节生动文字鲜活，绝不比《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之劫齐桓公逊色。《史记》何以作如此取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太史公已辨其伪。可以说，早在二千年前，司马迁即以史家锐利的目光对唐雎劫秦王之真伪作过甄别。秦帝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秦始皇仁义不施积怨天下，故汉初纵横之士假托唐雎之名，向秦始皇泼了这盆污水。③这就是《唐雎不辱使命》产生的社会背景。易地是秦始皇的祖宗们常常祭起的法宝，而劫秦之事，在秦的历史上也不鲜见。这无疑给拟托者提供了历史素材和想像空间。在此基础上，塞进汉初方士们特别感兴趣的白虹贯日慧星袭月仓鹰击殿之类天人感应之谈，迷人心窍惑人耳目，所有这一切拼凑一处，便借着唐雎的亡灵，上演出一幕折服秦王的历史荒诞剧。
［注释］①《战国策》系西汉刘向据六种书合成，文字非出一人之手，有此矛盾，并不奇怪。②《战国策》整理者南宋鲍彪认为，两次使秦之唐雎非为一人。然魏有两唐雎之说舍此别无根据，故多数治《战国策》者并不认同。③杨宽先生认为，《战国策》某些章节，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就不免夸张失实，甚至假托虚构（《战国史》５２９页）。《唐雎不辱使命》很可能正是讲究揣摩的策士们虚拟的供练习游说用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