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世纪之交，《语文学习》组织了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有名家访谈，又有教坛新人的雏凤之声，百家争鸣，盛况空前。
但是，这场讨论目前似乎又陷入了一个怪圈：讨论各方正在重演工具性思想性拉锯战的老戏。不少论者大打人文性这张王牌。实际上，这人文性由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界定，在讨论中用来用去，几乎演变成了思想性的代名词。尽管有的文章强调人文性还具有道德的、情操的、审美的特征，其实，这还是应该理解为思想性的，只要别把思想性过左的曲解为政治性就行了。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就语文教学而言，过分的强调思想性，比过分的强调工具性更危险。所以，语文界一些饱经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有识之士，立场坚定的为工具性摇旗呐喊，认为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笔者认为，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讨之所以屡次在这个怪圈中钻不出来，问题出在讨论的立足点上。大家总是站在语言学的圈内来分析和解决语文学科的问题，自然难免得出语文就是语言的结论，不愿放弃语文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少人又分明发现，语文中存在一些非语言的东西，深感语文并不是语言学的附庸。遗憾的是，他们不是跳出语言学的圈子去寻求新的途径解决问题，而是企图用语言学的理论(无论是传统的思想性还是新潮的人文性)来诠释非语言的东西，怎不一再碰壁!李廷扬在《新解依然无解》末尾就曾尖锐的指出：用语言学中的术语和概念来解释语文及其教学的根本问题，可以断言是没有出路的。
本文试图从已被人们重视的言语这个概念的辨析出发，探讨一下语文教学研究应当回归的主要立足点。
《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教育卷》是把言语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界定的：言语是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包括言语表达和言语理解两方面。言语不同于语言。语言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言语则是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而言语则是交际的过程。可见，语言属于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而言语属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勿庸置疑，语言具有工具性，它是静态的、形式的、全民性的交际载体。用天人合一的观点来看，语言的确具有人文性，但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人文性毕竟已是沉淀或烙印，是一种形式的内容，还是应结合主客二分的方法将其界定为客体的。那种认为语言是客体，又是人的主体的观点，是二元论，不是辩证法，很成问题。试想，如果我们也运用天人合一的方法去考察一下其他工具的话，不难发现，它们一样同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人脱不了关系，它们都是人化的自然，它们身上都有历史的、文化的沉淀或烙印，它们都具有人文性。旧石器、新石器标志着两个历史阶段，谁能说它们没有人文性呢?既然如此，我们还有无必要把它们(注意：不是他们)确认为客体呢?辩证唯物主义是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相结合来看问题的。对此，王朝清在《要辩证法，不要绝对化》中已经作过透辟的阐释。语言同其他工具一样，一旦被人创造出来，它就作为产物脱离人的意志而为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具有该语言言语能力的人都可以借以为自己服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不是也可以说几句生硬的中国话来咒骂我们吗?
我们注意到，在论述语言工具性时，不少论者引用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言论作证。对此，也要具体分析。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里的语言，是语言学范畴的含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际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里的语言，却应该理解为言语了。有的论者也注意到它并不是表达意识的工具或载体，但他们还没有摆脱语言学的阴影，仍将它当作语言学的概念进行表述，说语言‘是’一种意识。因此，他们必然会重复语言是客体，又是人的主体这一二元论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本也不错，又认为它从本质上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唯物论者，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们没有理由苛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使用言语一词，但今天，我们再也不能不加区分的对待言语和语言了。
言语具有过程性，它是动态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主体性活动。语用学中也用言语一词，但是它指个体交际的产物，即已脱离主体的文章和话语。语用学里的文章、话语，仍然是作为语言形式(包括形式的内容)而被观照的。这里的言语还是语言的含义。言语，作为心理学范畴的概念，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它是过程而不是产物，它研究的是文章的读(或写)、话语的听(或说)。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言语过程中的文章、话语称为言语形象。所谓言语形象，是指进入主体交际状态中(言语)的语流，离开了交际，就无所谓言语形象了。
过去，我们只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说语文就是语言，现在看来是讲不通的。翻开现行的语文教学大纲看看，无论是教学目的、教学要求，还是教学内容，都是听、说、读、写在唱主角。陈钟梁最近撰文指出：语文教育一旦纳入‘语言交往人的发展’的轨迹，必然引起教育内部质的巨大变化，从而实现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在他所设计的未来语文教育的蓝图中，人和人的言语能力的发展是语文教育的目标，而通向这个目标的必由之路是语言交往。语言交往就是言语活动，因此，语文应该是言语。余应源在《再论语文教学科学化》中也认为：从总体上看，语文科是母语的言语教育学科，而不是母语的语言教育学科；是主要属心理学范畴的培养学生言语能力的学科，而不是属语言学范畴的学科。看来，要真正揭开语文学科性质之谜，得换个角度，立足于心理学看问题。
语文教学研究的重心从语言学范畴向心理学转移，变只重视言为更关心人，也是这些年来呼唤回归的总趋势。
语文界曾经有过淡化语法的讨论，这次讨论实际是对单从语言学角度来解决语文学习问题的质疑。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语文学习》组织的关于语感教学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已经大量的使用言语这个词了。尽管有的文章中，言语一词并不严格的界定在心理学范畴，但从总体上看，人们开始从心理上探索语文学习的奥秘，强调学习语文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大量的言语实践形成语感。语感是个地地道道的心理学术语。虽然，这场讨论至今还没有落下帷幕，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所找到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和解决语文教学问题的路子，一定是条希望之路。
语文，是个人言语的心理过程。语文教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同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一样，主要是人的问题。时下炒得火爆的人文论，究竟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语文教学中人的问题呢?下文谈点粗浅的看法。
在许多文章中，人文论实际上是团混合物，有多种含义。
第一，指语言的人文性。诚然，语言具有人文性，但人文性并不是语言所特有的属性。对此，上文已经说过了。有的论者过分张扬了人文精神，将语言的人文性拔高到了民族魂的地步，还援引《最后一课》韩麦尔先生的话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为证。这是很荒唐的。韩麦尔这样讲，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即像捍卫国土主权一样捍卫祖国语言的主权，并非出于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况且，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目的的小说人物语言怎么能够作为理论根据呢?要是那样的话，韩麦尔前半句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也可以奉为真理了。
无独有偶，还真有人在限制科学主义的同进，居然忘却了自己的文章正是在寻求对语文学科的科学解释，以致生出汉语重人生、重审美、讲谐和的溢美之叹，只差点没说中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了。这种论者的人文精神也许是不容质疑的，但其科学精神绝不敢恭维。
第二，指言语的人文内容，它在语文教学中处于宾的地位。语文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他学科是学习言语表达的内容，而语文则学习言语表达本身。张志公在最近一次谈话中还强调：语文教学既不能‘喧宾夺主’，也不能‘唯主独尊’。培养运用语文的能力，这是语文课的‘主’，必须完成好。不过，还有‘宾’，就是说，在语文课里，由于语文本身的综合性，捎捎带带还能办不少事，比如思想的感染陶冶，联想力、想象力的发展，思考力、推理力的发展，等等。这是极为精辟的。语文教学老是包得太多、揽得太宽的毛病，就在宾主不分。而且，就是在宾之中，也不能片面强调人文科学。对此，张志公在为《语文学习》发刊200期的题辞中，不无忧虑的告诫大家：培养跨世纪人才应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智育应注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全面发展。偏废是要吃亏的，希望引起重视。
第三，指人文主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这就不仅仅是语文教学的事了。人文主义教育，主张尊重学生的个性，提倡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注重现实人生的意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主义教育推崇理性，与时下有的人文论者限制科学主义恰恰相反。从人文主义教育中拿来有用的东西，强化语文的育人功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实事求是的估价语文的育人作用。如前所述，语文对人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发展人的言语能力而实现的，它并不能独自成就育人大业。具有语文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是完人，甚至不一定是好人。说语文可以普度众生，那是把语文神化了。平心而论，语文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否则，还要其他学科干什么?
当然，在育人方面，语文同其他学科相比，具有独到的优势。这主要因为，我们通常讲的语文是母语学科。母语交际，几乎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导学生学语文，实际上也在教育学生如何生活，自然而然的做了一些育人工作。在这方面，外语教学的担子就轻松多了。
综上所述，人文论无法揭开语文学科性质之谜。只有拨开重重迷雾，回归到语文教学研究应有的立足点上，语文学科性质之谜才有指望得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