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风

陈世旭

西安是圣城。

白鹿原是圣地。

陈忠实是圣者。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割草拾柴。穿着没有后跟的烂布鞋投考中学，三十里沙石路把脚板磨得血肉模糊。每周日从家里背一周的馍步行去上五十里外的中学。馍夏天长毛，冬天结冰。高中毕业回乡，像祖辈一样刨土挖地，同时热望成就文学。把墨水瓶改装成煤油灯，熬干了灯油即上炕睡觉。冬天笔尖冻成冰碴，夏天的蚊虫令人窒息。几十年过去，所著颇丰，但没有一部让自己满意。将临五十岁，“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处于创作思想成熟并且极为活跃的高峰时期的作家心里，“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那便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

当时的文坛，“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已经成为陕西作协主要负责人的陈忠实静静地收拾了自己的行囊，带上他认为必需的哲学、文学书籍，以及他这之前收集整理的史料，静静地回到已经完全破败的祖居老屋。

新年的艳阳把阴坡上的积雪悄悄融化，强烈的创作欲望既使人心潮澎湃，又使人沉心静气。当陈忠实在草拟本上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便没入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

这是1988年4月1日。陈忠实负了写出民族秘史的沉重使命，开始穿越一条幽深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空隧道。

三十年后重新蜗居老屋，避开了现代文明和城市喧嚣，连电视信号也因为高耸而陡峭的白鹿原的阻挡而无法接收。最近的汽车站离这个孤单的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子还有七八里土路，一旦下雨下雪，就几乎出不了门。陈忠实重新呼吸的是左邻右舍弥漫到屋院的柴烟，出门便是世居的族人和乡邻的面孔，听他们抱怨天旱了雨涝了年成如何之类。

除了思想，他完全绝对地封闭了自己：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不参加应酬性的活动。从1988年春到1991年深冬，他全部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是孤清。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每天趴在一张小圆桌上，“连着喝掉一热水瓶酽茶，抽掉两包以上雪茄，渐渐进入了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氛围”。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小娥、黑娃……形形色色的人们从黑暗的纵深，一个个被召唤到他的面前，进入他的笔端。唯一的消遣是河边散步，院里弄果木，夏夜爬山坡，用手电筒在刺丛中捉蚂蚱；而冬天，则放一把野火烧荒。

整整四年，陈忠实领着《白鹿原》上的三代人，穿行了古原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让他们带着各自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进入最后的归宿。一切都像庄稼从黄土里长出来一样自然。《白鹿原》登上了当代文学的巅峰。对它的成就和影响，再苛刻的人也难以漠视和否认。而陈忠实，像野火一样呼啸着，燃烧了自己，像古往今来所有的殉道者一样，向文学奉献了自己。而今的白鹿原，丰腴肥硕，草树葱茏，早不是当年的贫瘠荒凉；而今的陈忠实，形销骨立，瘦削苍黑，早不是当年的强健明亮。

莽莽苍苍的白鹿原北坡，遥远的对面，是骊山，骊山那一面，埋着中国的始皇帝。原与山之间，由东向西倒流的灞河，从秦岭逶迤而来，在迷茫的云烟中闪闪烁烁，到白鹿原西坡，跟那儿的浐河一起注入渭河。陈忠实祖居的老屋，就在我们站立的坡沿下面，白鹿原是靠背，灞河流过门前。陈忠实说，灞河最早叫滋水，有位君王想要成就霸业，把它改作了霸河，后人觉得过于张扬，给“霸”加了三点水。在《白鹿原》里，陈忠实把浐河写作了“润水”，以与灞河最早的称谓“滋水”对应。他的愿望是“滋润”，滋润文学的想象，而文学滋润的，是民族的心灵。

正午，起风了。白鹿原上绿浪翻滚。白鹿原繁荣过：“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初唐·长孙无忌）白鹿原衰败过：“丘坟与城阙，草树共尘埃。”（晚唐·赵嘏）但白鹿原上的风，跟千百年前一样。古人未坐今时风，今风曾经吹古人。

那位把滋水改作霸河的君王是谁，陈忠实说了，我没有听清，即便听清了也记不住。但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我会永远记住。

所有的帝王都会连同他们的霸业消亡，唯文明的薪火永恒。

就像白鹿原上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