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集

从《答李翊书》中看韩愈的为文之道

从《答李翊书》中看韩愈的为文之道

一、 闳中肆外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

二、 学养修文

但德是不是天生可致,文是不是因道生可不学而能?不是,韩愈在《原性》一文中虽然提出了性三品说,在此说中,他认为人性是秉天命而成的,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教育只能在等级差别之内发生作用,但并不是说因此就不需要教育和学习。教育和学习的作用是:对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使君为圣明之君,臣为忠孝之臣;对于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和学习对这部分人的改造起着重要作用,这部分人占社会的大多数。但具体如何学养以修文呢?在《答李翊书》书中,作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源正流清

韩愈自述他为文之初,在积累的过程中,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就是说要写好文章,不仅要积累,而且积累要纯正,源正才能流清。这里,他所说的三代两汉之书,是指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只把三代两汉之书视为正源,这要结合其人生经历和一贯的文学主张来加以理解。他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那时佛教泛滥,道教盛行,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反而削弱了。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来说,唐王朝的统治开始动摇了。国家的多难,人生的不幸(指其因直谏先后两次被贬),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造就了他敢于进取、勇于奋斗的良好品格。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佛老,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力图改革齐梁以来那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发起了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即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要统一起来,写作的目的要体现和宣扬儒家的仁义之道。因此,他这里所指的三代两汉之书也应该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这,他在《原道》中说的很明白: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

(二)入境浸思

怎样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汲取清流作为自己的创作之源呢?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几句话: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这里,他强调一个入境浸思以内化察省的过程。学习,要品味咀嚼,时时思考体会,要入乎其境,进入庐山之中,才能感受庐山的氤氲之气。入是以勤字为前提,处若忘,行若遗不管是处是行,都要不辍其思。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阐述了这个勤字的重要。他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戏;形成于思,毁于随。要想取得学业的长进,靠近古之立言者,就必须经过这个艰苦的涅槃过程。《符读书城南》他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中空。另外,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入还必须有一个收视反听的过程。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可作为上面一句话的很好的诠释: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即学道学文要专心一致,入定省察,不为外物干扰。

(三)入境去芜

入乎其境,还要能出乎其外。跳出庐山,跳上云端,才能清晰的俯视庐山的峰峰岭岭。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在这里,韩愈谈到了出乎其境的几个方面:

(1)去陈言

韩愈强调文章的复古,强调观三代两汉之书但并不是要求不加选择,生吞活剥。相反,在《答李翊书》书中,他提出陈言务去的写做准则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在《答刘正夫书》中他也强调了这一点: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学古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要学习文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反之,一味地模仿古人,只能成为别人的奴隶。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上襄阳于相公书》)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为文抒立其言,自成一家新语(同上),要立意新颖,内容丰富,文辞要挥洒自如,不能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同上),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辉煌的成就正是他一面学习古人,一面又能推陈出新,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的结果。

(2)去伪言

他在强调观古书时入定、茫乎其若迷,并不是要求人们尽信书,《答李翊书》书中的这句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告诉李翊,古书也有正伪之分,也有正而不至之文,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要在积累、浸思以及尝试注于手的基础上加以辩识。读古书能辨析真伪,必须有真知灼见,学道学文两方面都有所得,然后才能做到。这是韩愈告诉学生所应达到的一种境界。他的学生李汉所撰《昌黎先生文集序》有书礼剔其伪一语,应该也是得之于老师的绪论。韩愈在《论荀子》中所称荀与杨(雄),大醇而小疵,即是虽正而不至焉者 之类。

(3)去俗言

《答李翊书》书中有句话:其(指作者所写的文章)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它的寓意是极其深刻的。韩愈虽然主张学古,虽然主张文以载道,但他并没有抹杀文的根本属性个性。学古,正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千篇一律的骈俪文风;载道,正是为了传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他是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的随意婉转、率性而作。这其中的意与性,既不是人云亦云的俗说,也不是刻意反观的奇说,而是来自于济世救物的坚明之志与生活的不断撞击中发出的火光。他的不平则鸣说可为诠释。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这里,他一反主文而谲谏、温柔敦厚之类的要求。继承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及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着。柔靡者,是遁世之音;和顺者,多为悦俗之音。强调发愤,则是鼓励直言不讳,大胆地抒发感情和批判现实。这才是不媚俗的救世之音。

(四)行游养正

饱读了圣贤之书,把握了作文技巧,是不是就完成了任务可以任意为文了呢?不是。韩愈在《答李翊书》的后半部分说: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为文是终身之事,要有源头活水,才会有不竭的创作之源。另外,要认准方向,源头要正,源流要清。要做到这些,必须注重一个养字。如何养正呢?在这里,韩愈提出了两个主要方法:一为行,一为游。行就是要带着仁义之心,怀揣经济苍生之志,去立身行事。不仅要以仁义为标准,时时省察自己有无偏离方向,而且在自己的行动中去撒播仁义之种,推行仁义之道。游就是要反观源头,从源头中寻找行事的圭臬,从源头中寻找精神动力。让自己时时能正道直行,刻刻能力量充盈。通过行游养正,就会不辍其志、不惮其苦,百折不回,九死不悔。这样,就有了伟大的人格力量,有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他的内在东西,就会像发光的太阳,自内而外辐照万物,自会使川媚而山辉,辅化为道道亮丽的风景!这样,文章就会滔然随地而出,信手信腕皆成律度。关于这一点,他同样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诠释了自己的主张。在行动上,他虽屡遭贬谪,仍不辍进取之志。多难的人生,反而为他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在《荆潭唱和集序》中,他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穷言易好的这一现象。他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时时能养正之人,就不会被困难击倒,穷且益坚,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在独善其身之时,仍不忘兼济天下。反之,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安于现状,不事行养,所写之文,只是附庸风雅、自鸣得意的浅薄之作,当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五)气盛言宜

韩愈在《答李翊书》书的后半部分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的气是什么呢?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气的概念,提出了知言养气说,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句话: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是指对于作品的鉴别力。养气,是一种内省的修养功夫。他所说的气,是指自我修养达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同义与道相辅而行,经过义的长期积累而产生。他的知言养气说基本上是讲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到了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他把气引入创作批评之中。但他这里的气,基本上是就作品所体现的创作主体的个性而言的。到了韩愈这里,他把创作主题的人格修养和作品的创作个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的观点。他所说的气,就创作主体而言,内蓄为气质、性格;就创作对象而言,发而为个性、风格。他认为,气胜则言宜,有了这股气,就会发之而当,成文而类;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有了这股气,文章就会气韵生动的鲜活起来,成为合于时用的道的载体。那些冗词、矫词、卑词自会淘尽,似秋末的秋末的狂飙摇撼着树林,将枯枝折断而曳去;像火山口升腾的熔岩,将蒸汽送到高空,把大气加以涤荡。要写好文章,就要时时刻刻注意雕塑自己的个性,立志以高其气,修德以洁其气,培情以养其气;让氤氲之气充塞创作主体,成为发而为个体文本的最丰富的源泉和最高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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