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孙绍振先生对中学语文教育和高考作文命题十分关切，仅在《语文学习》杂志上，就发表了《高考作文题的感性和智性含量问题》 (2005年第7，8期)、《感性命题和智性潜在量问题》（2006年第7，8期）、《歪理歪推的智慧》（2007 年第2期）等文章（以下分别简称《感性和智性》、《潜在量》、《歪理歪推》）。这些文章颇见才气，读来时有启发。但是，孙先生贯穿在这三篇文章里的一个中心思想一一对真情实感论的贬低我却不敢苟同。今作此文，以与孙先生商榷，并就正于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
孙先生这三篇文章，忽而谈语文教学中的作文，忽而谈文学创作中的散文，这给讨论问题造成了一些不便;好在学生们的作文绝大多数质而言之也是散文，写作的基本规律是相通的，为了行文的方便，这里就不加区分，合在一起来讨论了。
真情实感，这是写文章的起码要求，也是作文成败得失的关键。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理论家无不竭诚尊重这一基本规律，公认这一规律是真理。
诗言志说应该是我国很古老的文学理论了吧?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志有二义，一曰 事，二曰情。有事要记，有情要抒，这才写诗作文。反过来说，无事要记，无'情可抒，就没有必要写诗作文，硬写也写不好。这种萌芽状态的思想，经《毛诗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为舒愤慧而作诗文、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的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到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再到袁枚《答蘸园论诗书》的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逐渐加深加广，终于发展壮大成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五四以后， 这条大河依然波澜壮阔，泽被九州。鲁迅在《作文秘诀》一文中谈创作经验时说，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还是把真情实感的重要性放在首位。鲁迅以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属、赵树理、孙犁、艾青、朱光潜、钱钟书、何其芳、王元化、李泽厚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有谁对真情实感的极端重要性说过半个不字?
西方人与中国人英雄所见略同。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部影响了欧洲2000多年的巨著《诗学》里说被情感支配的人最能使人们相信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因为人们都具有同样的天然倾向，唯有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才能激起人们的忿怒和忧愁。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三大领袖人物之一的狄德罗，在他的《哲学思想录》里，一开头就说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如果没有情感，则无论道德文章就都不足观了。在《论戏剧诗》中，他又说没有感情这个因素，任何风格都不能打动人心。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感情，别人对他还能有什么指望?到20世纪，罗丹以遗嘱的口吻谆谆嘱咐美术青年们艺术就是感情。.
要点是感动，是爱，是希望、战栗、生活。艺术又是一门学会真诚的功课。《罗丹艺术论》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法与罗丹异曲同工区分真正的艺术与虚假的艺术的肯定无疑的标志，是艺术的感染性。而艺术家的真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什么是艺术?》）
真情实感论对于写作的极端重要性，有如水、空气和阳光之于人类，谁会去贬低它的价值呢?
可是孙先生自有见解。他一再向真情实感论叫阵。他在《歪理歪推》一文中说散文理论的主流，仍然是巴金的‘讲真话’，还有林非的‘真情实感’论。这当然是没有大错的。但我觉得，也没有大对，因为并没有涉及散文艺术的真谛。特别是，给人一种错觉，真情实感就在作者的口袋里，只要有起码的政治和道德勇气就成了。其实，艺术不仅仅是个勇气的问题，还有一个才气的问题。就是有了真实的情绪和感觉，也只是一切艺术作品的起跑线，并不是散文的艺术境界;充其量勉强接近抒情散文而已。而当抒情成为席卷海内的共同文风之时滥情和矫情就应运而生了。许多散文之所以单调贫乏，就是因为太拘泥于真情实感。这充其量也就是情趣，与幽默的谐趣无缘。这是孙先生贬低真情实感论的最明白无误的说法。他只下结论，一个接一个地下结论，却不作论证。我且逐一予以批评。
首先，真情实感论既不是巴金的首创，也不是林非的专利。如前所述，它是人类美好情感和聪明才智的结晶，是真理。如果巴金和林非在阐发真情实感论的论著中有什么错误，就应该具体指出，并说明他们何以错误，而不是笼统地贬低真情实感论。
其次，既没有大错，也没有大对，那么，到底是对是错?孙先生的言下之意很清楚:此论平庸。这从因为并没有涉及散文的真谛一语可以看出。然而，富有真情实感，正是写好散文乃至一切人文类文章的先决条件正是散文的真谛。真理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平庸，谬误也不会因新鲜出炉而必然杰出。
再次，有谁说过，要写好散文，只要有政治和道德勇气就行了呢？有这种勇气并不容易。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要写好一个作品，光有真情实感(尽管它是内容的灵魂) ，光有把这种情感公之于众的勇气(尽管它非常难得) ，是不够的，还得有才气，还得善于创造和驾驭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如文学领域的语言文字、构 思立意、剪裁布局、艺术风格) ，否则，就会茶壶里煮饺子一一吐不出来。孙先生认为重视真情实感论就意味着只重勇气不重才气，只重作品内容不重艺术形式，这是想当然的推理，岂非无的放矢。
还有，所谓有了真实的情绪和感觉充其量勉强接近抒情散文而已充其量也就是情趣，与幽默的谐趣无缘，也讲不通。把散文分为写人散文、记事散文、写景散文、状物散文、抒情散文、哲理散文等等，本身就有些牵强附会，繁琐哲学。写人、记事、写景、状物、抒情、说理，只能说是有所侧重，而无论侧重于哪一方面，都离不开一个情字。就算是政论散文、哲理散文吧，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欧阳修的《朋党论》、苏轼的《日喻》、培根的论说文、蒙田的随笔又有哪一篇没有渗透着情感?情感之于文章，无时无处可以或缺。无论哪一种散文，只有写得好不好的区别，没有天生的高低贵贱。情趣与谐趣亦同此理。情趣、理趣、谐趣、禅趣，雅趣、俗趣、童稚趣、老辣趣你尽可有所偏爱，但不能罢黝百趣，独尊谐趣。
说到许多散文单调贫乏的原因，滥情矫情的原因，孙先生认为就是因为太拘泥于真情实感的缘故，这更是把错了脉，开错了方。没有人会因坚守真理而走向谬误。我国当代文学中，许多散文单调贫乏、槛情矫情的根本原因，在于1979年以前极左思潮对真情实感的扼杀，近二十几年商业大潮裹挟而来的精神垃圾对真情实感的腐蚀，以及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在当今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教青界、学术界、文化界、政治界真情实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没有真情实感，又要写文章，就只好拿虚情假意来冒充。真情实感是宝贵的，像珍珠，不可多得，于是好文章难求;虚情假意不值钱，像露水，要多少有多少，于是滥情矫情、单调贫乏的坏文章泛滥。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