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种语言没有普通话的情况下，方言只有一个意义，只是某一语言的一个支派。要是这种语言有了一种普通话，方言就多了一层跟普通话相对待的意思。普通话的形成跟书面语的产生和发展有关系。书面语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同时又从别的方言乃至古语、外语吸收有用的成分。基础方言本身的变化反映在书面语上，而通过书面语的使用和加工，基础方言又得到了扩大和提高，渐渐成为一种普通话。可见普通话和书面语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古代汉语有没有普通话？也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古代有所谓雅言，杨雄的书里也常常说某词是通语、四方之通语。这些通语多半是见于书面的，可是未必有统一的语音，也未必能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语汇里还有一部分是语而非通，有一部分是通而非语）。加上从汉朝起书面语渐渐凝固下来，走上跟口语脱节的道路。因此，尽管每个时代都有一两种方言比别的方言有更大的威望，[1]可是不容易产生一种真正的普通话。一直要等到一种新的书面语即所谓白话兴起之后，才再度提供这种可能，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终于由可能变成现实。

事物的发展大都决定于客观的形势。我们现在不能再满足于蓝青官话，而要求有明确标准的普通话，不能再满足于这种普通话只在某一阶层的人中间通行，而要求它在全民中间逐步推广，这都是由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已经为多数人所认识，不用我再在这里多说。我只想提一两件小事情，都是自己的切身经验。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有一天是下雨天，一个同住的南方同学出门去。他用他的改良苏州话向停在马路对面的洋车连叫了几声wángb-jū（黄包车，他以为车该说jū），拉车的只是不理他，他不得不回来搬救兵。公寓里一位服务员走出去，只一个字：chē！洋车马上过来了。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史湘云行酒令，拿丫头们开玩笑，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鸭[a?]头本来不是丫[o]头嚜。其实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有什么福好享？有个豆腐！骑驴来的？──不，骑鹿（路）来的。这些都是普通话里同音而很多方言里不同音的。当然这些都是很小的小事情，不过既然在这些小事情上不会普通话还要遇到困难，在大事情上就更不用说了。

方言地区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练字。懂得点发音的知识，对于辨别普通话里有而家乡话里没有的音，象zh-，ch-，sh-和z-，c-，s-的分别，n-和l-的分别，-n和-ng的分别，自然有些用处，然而不多多练习，那些生疏的音还是发不好的。至于哪些字该发zh-的音，哪些字该发z-的音，哪些字是n-，哪些字是l-，如此等等，更加非死记多练不可。有时候能从汉字的字形得到点帮助，例如次、瓷、资、咨、谘、姿、姿是z-或者c-，者、猪、诸、煮、箸、著、褚、储、躇是zh-或者ch-。可是这只是一般的规律，时常会遇到例外，例如则、厕、侧、测、恻都是z-或者c-，可是铡却是zh-。又如乍、炸、诈、榨都是zh-，可是作、昨、柞、怎又都是z-，这就更难办了。（这个例子碰巧还是有点规律，凡是a韵的都是zh-，不是a韵的都是z-。）

推广普通话引起怎样对待方言的问题。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2]普通话逐步推广，方言的作用自然跟着缩小。学校里的师生，部队里的战士，铁路和公路上的员工，大中城市的商店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为了实际的需要，都会学会说普通话。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个家庭之内，老一代说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到外面说普通话，第三代就根本不会说或者说不好原来的家乡话。但是尽管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方言还是会长期存在的。普通话为全民族服务，方言为一个地区的人服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很长一个时期。在不需要用普通话的场合，没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实上也行不通。甚至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3]但是这不等于提倡用方言。比如用方言写小说，演话剧，偶一为之也无所谓，可不必大加推崇，广为赞扬，认为只有用方言才够味儿。普通话也是挺够味儿的。

[1]六世纪末，《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评比当时方音，说：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他主要是讲书面语里的字音，而且不但参校方俗，还要考覈古今，所以他的评价不完全是根据实际形势，但是大概也是符合实际形势的。九世纪的胡曾有《嘲妻家人语音不正》诗：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却道是天‘因’。可见那时候也有公认的正音。

[2]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3]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