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路先生原题为反悔，后经教材编者改编并改题的《羚羊木雕》，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已经二十余年了。本期课文作者栏目，我们约到了张之路先生谈自己的这篇文章。张先生重点谈的是课本编者对文章的改动。他将改动前后的文字展示了出来，使我们对改动处一目了然。对于这样的改动，张先生表示他理解课本编者的苦心和课本作为范本必须体现教学目的的意图，但同时他也认为，这些改动有成功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无独有偶，本期案例中董水龙老师的文章，也同时涉及了对以羚羊（斑羚）为描写对象的文本（《斑羚飞渡》）被课本编者加以删节的主题（《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有了问题反而没问题》）。董老师在文中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教科书编者在对《斑羚飞渡》进行大量文字删改后再选入语文教科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会阅读，而是为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和‘义理阐释’，但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要求对教科书中的课文持肯定态度，则很难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判断和独立文本解读能力的现代公民，这样的语文教学注定会误尽苍生。

在这里，张之路先生和董水龙老师同时涉及了入选教材文本的处理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语文课程的功能角度来看。语文课对学生进行的母语教育，语与文均不能偏废。语言方面，当然要学习纯正、规范的民族共通语，因此，任何入选教材的文本，都要先经过语言方面的加工，经专家确认过关后方能放行。文的方面则包含比较广泛，文学的熏陶，素质的养成，人文的浸润，无不在其中，就这个角度而言，语文教材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引导，不仅可以，而且还非常必要。现行教材中存在的语和文的诸多问题，提醒我们完善教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绝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对文本进行处理的佐证。

其次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即以《羚羊木雕》和《斑羚飞渡》两个文本来看，入选教材的文本与改编前的原本都有较大的出入；从改动的效果看，虽说差强人意，但显然都有欠考虑的地方。如果从文学作品接受的角度看，严格说来，改动后的两个文本基本上已经和张之路、沈石溪二位先生没什么关系了两个文本中的羚羊，都已经不是原来的羚羊了。这里，就又涉及对原作者负责与否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尽量忠实，还是我行我素？或者另外遴选更符合课程内容和编写意图的文本？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给作者一个满意的说法，似乎更为妥当。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以董水龙老师为代表的一批教师处理教材的方式。董老师将删节前后的两个《斑羚飞渡》文本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看到了羚羊的原貌，并最终解决了学生初读教材时产生的疑问。这是比较可行的。不过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