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篇阅读，要进入分析的层次，比较困难。因为矛盾不是现成的。怎么办呢? 还原。鲁迅在《孔乙己》中，几乎涉及了孔乙己的一生。从他一直考不取最起码的秀才，中老年潦倒 落魄，无以为生，偷书，被打致残，直到最后消失、死亡。经历的时间，起码有几十年，但是，全文只有三千字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写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可能讨好?
鲁迅虽然写到了这么多，但大多是从别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并没有直接、正面描写孔乙己。 比如他的应考，他的不中，他的偷书，甚至挨打致残都发生在幕后，在小说中，只是被出场人物间接提起。可以说，那些决定他命运的事件，使孔乙己成为孔乙己的那些情景，鲁迅一件也没有写。
这些情节，如果要让吴敬梓用《范进中举》的办法来处理，肯定是要正面描写的，而且还要加以渲染。不写这么重要的场面、清洁，说明鲁迅对这些不感兴趣，或者，鲁迅认为，这些不是他要表现的重点。那么，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写了些什么呢?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鲁迅只选取了三个场面，而孔乙己本人只有两次出场一一在咸亨酒店的场面。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两个场面和孔乙己的命运关系并不大。第一个场面，是他偷书了，已经被打过了，来买酒时，被嘲笑了;第二个场面，是他被打残了，又来买酒，又被嘲笑了。如果要揭示孔乙己撩倒的根源，批判科举制度，这两个场面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要表达对孔乙己的同情，那完全可以正面写他遭毒打的场面，像《范进中举》那样，细致地描写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件，在场人物的反应等等，但是，鲁迅明显回避了这样的写法。
这是不是舍本逐末呢?关键不在于舍本逐末而在于鲁迅衡量本和末的准则。
三个正面描写的场面，主要写了些什么呢?
写作的重点、焦点，是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的。最不可忽略的，是鲁迅是用一个人的眼光去看孔乙己的。
这副眼光是属于一个特殊人物的，一个小店员的。对于这个小店员，鲁迅很舍得花笔墨，一开头就花了两个大段。这是因为，鲁迅需要小店员的眼睛，以不以为意的观感，和孔乙己拉开情绪的距离。
小说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小店员与孔乙己错位的观感。在他观感以内的，就大加描述;在他观感以外的，通通省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写的并不仅仅是孔乙己。其实，这正是鲁迅的匠心，也是创作的原则，或者小说美学的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遭遇，而是，这个人物，在他人的、多元的眼光中的心理奇观。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因为他看到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俄国人当间谍，被执行枪决之前示众，而中国同胞却麻木地当看客。在鲁迅看来，为他国做间谍送死固然是悲剧，但是，对同胞之悲剧漠然地观看，更是悲剧。
咸亨酒店中的各色人物，对于孔乙己的命运，对于他的遭遇，当然是麻木的，但是，作为一个小店员，他的漠然，又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无聊、单调，所看的都是凶面孔、教人活泼不得。但是，在这样沉闷的氛围中，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里的笑声，不是一般的描述，而是整篇小说情绪的逻辑起点和整篇小说结构的支点。
第一个场面，突出了孔乙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提示遭受过殴打。按理说，这个人非常不幸，没有起码的出息，无以为生，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又近乎小偷。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不成功的、时常被抓住的小偷， 显然，命运是很悲惨的心情应该是很痛苦的。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却给小店带来欢乐。不但这个小店员，而且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甚至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鲁迅立意的焦点，显然就在这种笑上。开头写小店员的无聊，就是为了反衬孔乙己带来的笑声。因偷书而挨打，有什么好笑的呢?在这种笑里，鲁迅挖出了什么深刻的东西呢?
首先是这个已经沦为小偷的、无用的人，从道德理性看，好喝懒做。偷窃，是恶的，但是，情感价值上，恰恰又是带来了欢乐的。这种欢乐，是有一点喜剧性的。一方面是那些喝酒的，嘲笑他又偷了书，又挨打了，而且有人指出，是亲眼看见，吊着打的。这是确凿的事实，而孔乙己否认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但是，否认的理由却又十分薄弱，甚至是不成理由的窃书不能算偷。显而易见，这不过是把偷窃的概念从白话变成了文言，并没有改变偷窃的实质。
这就显得荒谬可笑了。这种可笑，构成了小说的幽默基调。
其次，在这种荒谬可笑中，还隐含着更深 意味，孔乙己虽然潦倒、沦落到如此地步，却还在维护着他的一点自尊。文言文的用语，污人清白、君子固穷，为一般酒客所不懂，成为读书人最后的面子的盾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话语，总不能改变亲眼目睹的事实。因而，这最后的对自尊的维护，显然是无效的，甚至是理屈词穷的表现，只能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在这种笑声里，并没有太明显的恶意，其中还有也明知其理屈，而予以原谅的意味。
这表明，这种嘲弄是温和的。但是，无效的抵抗，是对外部世界来说的，对孔乙己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口头上不承认自己是小偷，在他自己内心，也并没有小偷的感觉。
号称冷峻的鲁迅，没有让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承认自己是小偷，没有让他的自尊心公开地彻底瓦解，彻底地不要脸面。相反，鲁迅特别写到孔乙己在酒店里的品行比别人好，从不拖欠酒钱。他还主动教导小店员菌香豆的菌字有四种写法。对围过来要吃他的面香豆的孩子，软弱地说着 多乎哉?不多也。联系到小说开头，写他穿着长衫，却不是坐着喝，而是站着慢慢地喝。这都在提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还是残留着一点读书人的身份和自尊的。
鲁迅对孔乙己，并没有厌恶的成分，只是调侃而已，在调侃中有同情。可以说，小说是幽默的，并不是讽刺的，并没有揭露孔乙己的恶劣品质的意思，明明是屡屡提及，但在具体行文中，却满是为之辩护的成分。字里行间，似乎留下了矛盾:孔乙己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在鲁迅的话语中，孔乙己的偷窃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抄书时把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偷了，美其名曰一齐失踪。另一种是，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偷窃，显然有别于书籍纸张笔墨的 一齐失踪。偷窃的对象，那应该是书籍笔墨以外的，可能是更加值钱的东西。对这种愈加值钱的东西，鲁迅的行文是偷窃，而对书籍笔墨纸张，鲁迅的具体行文就含蓄得多了:叫做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果把这也算在偷窃之中，则不应该叫做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何况后来在人们的议论中一一他总仍旧是偷，可见，在鲁迅心目中，孔乙己偷书，是不包括在偶然''''偷窃之中的。这不正是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逻辑的翻版吗?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中，鲁迅流露出了对孔乙己的宽容、温情和回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