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本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情节富于传奇性，但它同时也留下一个千古未解之谜，后人为此而议论纷纷。

当时楚强汉弱，项王兵四十万，驻于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驻于霸上，相距四十里。沛公带着百余骑，以卑词见项王于鸿门，项王便留沛公宴饮。接下来是范增举昂，项庄舞剑，樊哙从张良处得知大事不妙，立即带剑拥盾，直闯军门，交卓戈的卫士想阻止他，他却侧其盾将卫士撞倒在地，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张良说：“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再接下来是樊哙对项王的指责，项王不作声，只叫樊哙坐下。“樊哙从(张)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当时陈平尚仕于楚)。……沛公则置车骑(将自己原有的车队留在鸿门) ，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 单斤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闻行。”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局面中，沛公怎么能够脱身，而且招樊哙一同出去?范增、项庄等难道一点没有觉察?沛公出了军门之后，项王曾使陈平召沛公(大概项王等得久了)，为什么不能将沛公召回?

《史记会注考证》曾引董份之说，提出许多疑问，其中说：“矧范增欲击沛公，唯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史固难尽信哉。 ”又引徐孚远曰：“然观《史记》，叙汉人饮中，多有更衣，或如厕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者当时之饮，与今少异，又间有良骏行四十里而杯酒犹温者，汉主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迁误也。”这也是强为之词。鸿门之宴，不同于寻常宴会，沛公的一举一动，无不在范增等的虎视眈眈之中，何况还要招樊哙同出。樊哙闯进时，完全怀有敌意，这时却紧随沛公而出，五尺之童，也会疑忌的。《史记》先说“脱身独骑”，那末，是独自骑马的，下又说与四人步走，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走，还是先骑马而后步走? 也叙述得不清楚。

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这样说：“若论禁卫诃讯，则彼尚不能御樊哙之人，乌能止沛公之出乎? ”这也不能相提并论：樊哙之闯军营，沛公尚在项王牢笼之中，这时却是两人提剑而出，禁卫之士岂能轻易放过?明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二云：“鸿门事，以为‘是日微哙奔入营谯让(责备)项羽，沛公几殆。’(尧按， 此本《史记·樊哙传》语)此耳食也。总之， 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纵臾(怂恿 )，及沛公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 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扬太过，如四皓羽翼太子，正与此类。” 比较起来，还是于氏之说合于情理，符合项羽性格，他如果一定要杀沛公，范增示意时，就可杀之；沛公逃走后，张良以白璧献项王，项王还肯“受璧置之坐上”么? 范增就是将张良所献玉斗丢在地上，“拔剑撞而破之”。 项羽为人，血气方刚(比刘帮少二十四岁)，有他残暴的一面，也有慷慨磊落，豪爽痛快的一面，范增早已看出“君王为人不忍”的特点。

“太史公好奇”之论，并非于氏个人说法，又如《史记》写鸿门宴时，“范增数目项王，所佩玉昂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云云，《汉书·高帝纪》只说“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而无“所佩玉昂以示之者三”一句， 未尝没有道理，因为史公写的，传奇性实在太强了，胡三省注为“昂”是暗示决心之意，恐是附会之谈。《史记》中写的一些出奇制胜、笔墨酣恣的精彩段落，就每每使人有好奇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