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穆（100～163）字公叔，一字文元，东汉南阳郡宛（今河南南阳市）人，丞相朱晖之孙。初举孝廉。顺帝末，大将军梁冀使典兵事。桓帝时任侍御史。感时俗浇薄，作《崇厚论》、《绝交论》。永兴初，出任冀州刺史，镇压起事灾民。后触犯宦官，罚作刑徒，因千人上书为之鸣不平，赦归。居乡数年，复拜尚书。上书请除宦官未成，忧愤死。

　　朱穆（100～163）东汉学者。字公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家世衣冠，初举孝廉，后为侍御史。出为冀州刺史，因弹劾权贵、抑制豪强而受到诽谤，下狱治罪。后征拜为尚书，为人刚正不阿，居宫数十年，“死守善道”，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其思想节操为人所推重。时人有“兼资文武，海内奇士”之评。蔡邕在《朱公叔谥议》、《鼎铭》、《朱穆坟前方石碑》等文中对朱穆的操守多有赞扬。朱穆对当时的朝政多有批评，指出“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榜掠割肃，强令充足”(《后汉书·朱穆传》)。主张改革弊政，清除宦官，选用贤能，“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同上)。在哲学上，发挥道家重道返朴的观点。否定儒家的礼义而以道与理作为行为的准则。他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同上)。重申老子的“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观点，赞扬天的崇大和地的深厚．批评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他说：“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同上)认为社会风尚是～种巨大力量，“故时教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同上)。指出当时的社会风尚越来越坏，而且难以挽回。他说：“先进者既往而不反，生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同上)。认为在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下，只有道家重道反朴的思想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后汉书》卷四三有传。有集2卷，今佚。《全后汉文》卷二八辑有其部分著作。　　朱穆自幼即以沉思好学、用心专一而著名，由于精力专注，或丢失衣冠，或跌落坑中，亦不自知；年50岁时还向同郡隐居武当山教授经传的赵康奉书称弟子，为时人所称服。朱穆为人耿直有韬略，20岁举孝廉，后拜郎中、尚书侍郎，被人称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范晔：《后汉书》卷43《朱穆传》）顺帝末，从大将军梁冀，为典兵事，甚见亲任。桓帝即位，升任侍御史，不久再迁议郎，与边韶、崔寔、曹寿等共入国史馆东观撰修《汉纪》，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补了《外戚传》及《儒林传》。　　桓帝崇尚敦厚，朱穆遂作《崇厚论》，呼吁重德教；又著《绝交论》，倡导交往以公。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发生严重的水灾饥荒，社会秩序混乱，朱穆奉命出任冀州刺史，因慑于朱穆威名，贪官污吏闻风而逃，冀州百县中仅解印外逃的县官即达四十余人，他一到任，就严惩为非作歹的贪官豪强，终因触怒朝廷宦官权贵，被捕还京师，罚作刑徒。后得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申诉，为朱穆鸣不平，方获释归居乡里。居家数载，复为尚书，仍刚直不阿，屡次上书或面谏罢除宦官，桓帝不从，遂遭排挤诋毁，终日愤懑抑郁，于延熹六年（163年）发疽而死。朱穆死后，诏赠益州太守，谥“文忠先生”。善文辞，为蔡邕所重，诗仅存《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